本文的目标是，通过研究葛兰西和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框架和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在历史背景中这些理论框架的各自发展，从而推进对种族理论或观点的研究。具体而言，这篇文章研究的是，葛兰西的理论与概念和当代语境中关于种族与民族的研究具有不连续相关性的原因。我的假设是，葛兰西的文字(学术，新闻和私人信件)表明，关于种族(和民族主义)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进入实证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的话语框架，这种种族(和民族主义)是根据生物学特性的证据去解释和说明种族差异的文化和社会表现。既然如此，葛兰西的种族和差异问题，可以而且应该与修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相联系。斯图亚特·霍尔的作品，尤其是1980年与1986年之间的作品，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联系可以实现的方式。我指的是，这个修正的唯物主义框架就是“敏捷唯物主义”。“敏捷唯物主义”在理论战略上与关于种族的文化和政治转型密切关联。这取决于葛兰西的“接合”和“形势分析”概念或方法准则。这些概念形成了霍尔整个20世纪重要的种族化和种族统治的观念。
我认为，葛兰西的历史、文化、社会与经济观念(特别是葛兰西关于形势分析、接合、和历史集团的讨论)和他对种族、种族化与政治的态度，都使得霍尔积极地阅读葛兰西的作品。葛兰西将种族和差异放置在关于历史的和政治转型的问题中进行理解，这些转型意味着“实践”(动员)。因此，种族和差异确实意味着葛兰西的理论观点。这方面的证据植根于他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南方论者”观点到共产主义者(也建构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观点的转型。进一步而言，这方面的证据与他的从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到激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国会议员转型相联系。但是，简言之，这种转型从社会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迫使葛兰西考虑文化和政治背景中的种族差异作用[维迪奇诺(Verdicchio)]。
葛兰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动员或者广义的政治行动问题，导致他对现代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关于种族的生物学观点的批判和否定。更具体地说，种族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形成关于种族、犯罪以及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和现代主义的意大利话语，相似的还有欧洲和美国话语，这种联系展现了葛兰西政治学的独特问题[霍恩(Horn)1994;吉布森(Gibson)1998]。葛兰西分析并理解种族和差异这两者如何以特定方式、特定时刻在政治层面形成，当其在决定国家归属上有助于国家政权。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葛兰西作品证明了在种族的理论话语层面对所有同类化趋势的反抗(霍尔1986)。葛兰西的作品也展现了他对种族与民族的差异和对这些差异的(科学的)解释(例如，意识形态上的)是如何影响阶级形成过程的兴趣[霍尔1986,也参见：奥吉利(Augelli)和墨菲(Murphy)1988]。这是因为在葛兰西的作品中，阶级是遵循于一个持续分析的。它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经验主义的)范畴。葛兰西的作品展示了需要理解和发展一个政治的、文化的和教育的进程，而在面对种族意识形态的科学理由时，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通过这个进程能被统一和调动起来[葛兰西1971:330-331;维迪奇诺1995,伯格(Borg),布蒂吉格(Buttigieg),和梅奥(Mayo)20027。①
通过调查葛兰西关于种族作品的片段——他的笔记本，信件，和偶尔的随笔——我希望能证明，为什么葛兰西的种族话语挑战并超越了20世纪早期(不仅仅是在意大利，同时在现代工业化的西方)关于种族和民族的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基于生物意义的流行范式。鉴于在此期间他的大多数关于种族的学术观念[可能除了某些人类学概念麦基(Mc-Kee)1993]都植根于生物、社会生物学和犯罪学的方法之中，所以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不是如何，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的情况一样)葛兰西的作品中贯穿了当代种族分析。
本文提出了两个关于种族、阶级、劳动和动员的理论观点。第一，通过葛兰西的工作，霍尔的结构/文化理论问题的方法为文化和种族方法理论提供了一个连接点。以葛兰西方法指导(如形势分析，接合和历史性集团)和将阶级分类与种族一起放在突出的分析位置，霍尔证明了在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依赖于(自由)市场和对于劳工的强制性关系。他进一步说明，关于“全球的南方”殖民和新殖民主义语境中劳动的种族化与工人的胁迫是规则，而不是例外(霍尔1980)。通过葛兰西的方法指导，霍尔建立了与种族研究必要的概念上的联系。鉴于广泛运用的权力和统治，过去或是现在，以某种方式依赖种族(种族主义者)的分类或种族(种族主义者)的意义建构[米尔斯(Mills)1997;埃斯科瓦尔(Esco-bar)1994;萨义德(Said)1978,1993],种族成为在20世纪分析任何和所有权力物质基础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葛兰西，霍尔能够证明在整个20世纪——从大规模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到全球化，从殖民主义后期到后殖民独立运动，从现代化直到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种族的文化现象成为事实上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范畴。
第二，通过分析种族话语——基于葛兰西的作品——以及历史性框架，我证明了葛兰西对种族的讨论或葛兰西的种族类别，经验性地与政治连接。具体来说，葛兰西对种族的理解是连接到基于动员的工会和政党的战术和战略。从葛兰西关于1917年萨萨里旅(撒丁岛农民旅)平叛角色的讨论，红两年开始前(红两年，1919—1920),到他关于在南方天主教“白色工会”平叛(也是反法西斯)角色的讨论，(在红两年之前不久和红两年期间),政治、动员和种族化都是葛兰西理论、分析和战略考虑的中心。正是通过这些调查，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论证了一种敏捷度，而这种敏捷度对正在讨论20世纪下半叶种族政治的霍尔具有敏捷的唯物主义：葛兰西、霍尔、种族化与现代性 | 387吸引力。
本文将分成几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介绍斯图亚特·霍尔关于葛兰西的理论和概念如何同种族与民族研究相关的描述。然后，我将霍尔的描述链接到——通过调查霍尔关于种族的研究和写作[霍尔等人1978年；霍尔1980,1986;霍尔和巴克(Back)2009]——探索葛兰西作品中的具体概念，这对霍尔的假设有帮助。在第二部分中，我将通过话语和文本分析葛兰西的具体观念成果，来研究为什么葛兰西的观念是相关的。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将通过讨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下对种族理论衍生物的调查来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