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也就是加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0年后，他向中心刊物题为“文化研究与理论”的专辑提供了一份长篇读书笔记，即“马克思论方法”。从表面上看，他的贡献在于通读了马克思的文本，向读者们揭示了自己对文本的解读。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在1973年被译成英文，霍尔在他的讨论班中使用了它。殊途同归的是，安东尼奥·奈格里1978年在巴黎高师也做了一场关于该文本的演讲，他认为这个文本必须要从一个不确定的视角，而非某种形式化的方法来解读。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将这两位思想家并列放在一起，阐明这一文本对霍尔(后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重量级巨人)以及奈格里(具有后殖民意识的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时髦思想者)的重要意义，是完全可能的。

显然，霍尔试图从《导言》中马克思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章节获得教益：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为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①

这就是说，经验主义的现实或具体不应该被当作别的东西的反映。拿马克思举的“人口”一例来说，“人口”是具体和可察觉的，这是因为没有人口的话生产不能被理解，它是生产不可分离的要素。17世纪的经济依靠就是这样的前提。但马克思声称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马克思),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②。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具体的东西，如果我们省略掉构成它的各种片段也会成为一个“空话”,“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

简单的范畴，“人口”,它的重构必须是由更具体的历史关系矛盾地组成：“奴隶主/奴隶、上帝/自我、主人/仆人、资本家/劳动者。”③这种重新建构是“思维中历史具体的再生产”④。尽管马克思在描述了那些具体的关系后就止步不前了，但霍尔却从中读出了“事态”关头。他更加历史地将特定的劳动分工和阶级矛盾作为“事态”来延续马克思重新生产“思维中历史具体”的尝试。历史在这里需要理论来操作。对于霍尔，理论是某项工作能够变得可操作的实践设计。任务不是从抽象的东西中得出简单的统一，而是使抽象的东西分解成真实的、矛盾的、有时是对抗的关系。

1987年，霍尔将论撒切尔主义的一篇杰作“蓝调大选，大选蓝调”投给了英国共产党的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当时，选前民调预计工党将从保守党手中重新获得权力，可结果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三个任期。在该文中，霍尔写道：“政治并不能代表多数人，政治建构了他们。”与拉克劳和墨菲当时更详尽的理论分析相比，霍尔的分析看起来过于概括。然而，分析中真正危险之处在于他试图将那些做出“理性选择”没有投票的人称为“撒切尔夫人拥护者们所编造的印象管理游戏”的参与者，而不是那些真正投票的或是有能力通过投票表达自己政治意识的人。政治决策既复杂又遥不可及，同时国家的官僚机构和市场控制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于是，人们变得“理性”,继而相信他们不可能有希望成功地去干涉政策问题，也不可能去影响经济或政策机器的微调。选民们被媒体和政客们释放的“虚假信息”无休止地欺骗。结果就是，“选择”与民主相对立，因为后者是公开的、社会的，而前者可以被重新界定为是完全私有的和个人的行为。在不能被还原为人民、人口、国家公民总体的意义上讲，这种可以在“选民人数”或“市民”中发现的复杂性是具体的。霍尔试图去问，正在消失的左派能否抓住游戏规则中变化趋势，或者他们是否试图去认识到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了。“不要将你的期望、焦虑和绝望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因为布鲁斯蓝调(blues)是一种总会回首面向自身的歌曲。这是他将“蓝调(布鲁斯)”放在文章题目中要表达的意思。

早在1987年之前，霍尔在思考具体与复杂性问题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线索，似乎在下面引用关于马克思观点的评论中他就预见到了左派的失败：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在历史中，在社会生产以及概念中，不是因为它是简单和经验的，而是因为它展示了某种必要的复杂性。①

下一个方法论问题是：为了思考真实和具体的历史复杂性，是否有必要重构那些思维中的组成复杂性和保存矛盾性的决定因素?在特定历史阶段多元决定和综合的东西，也就是“结果”,只会表现为不是我们的出发点而是我们将要生产的东西。马克思将这个表现称为“思维过程中具体的再生产”。我们在这里能找到思维的密码，也就是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方法是区别于历史的逻辑的。换句话说，“历史具体”,反过来通过“思想”得以重现，思维之前的“具体”不同于思维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随后，马克思对黑格尔提出批评，认为后者意在通过假设思维自身生产出“具体”以及思维是完全与历史分离的，将“具体”和孕育它的历史过程统一起来。然而，马克思似乎没有生产出与之相连接的概念，甚至也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必要性，因为他假定了思维及其外部的二元对立，从而使“具体”在思维中被生产出来的系统与“具体”自身得以出现的系统之间的连接，保持不变状态。

霍尔注意到，“尽管‘历史具体’不能作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但它是所有理论建构的绝对前提：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观察和概念的出发点”①,他具体地着眼于两种不同类型“具体”之间的区别和相互关系。接合这两个因素是一项理论的实践。为了这么做，他像巴赫金、巴特、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一样踏上了“语言学转向”思潮。霍尔的这一尝试最早出现于与“马克思论方法”几乎同时的“编码/解码”一文中。

在1978年出版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霍尔等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走向崩溃过程中出现的、作为社会力量对“战后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的反动的工人运动、移民和种族问题等“具体”现象，进行了精确的分析。在书中，他们写道：

情景化并不是对一个惰性“背景”的调用，而是将这些接合的过程当作在时间和识别过程中的真实运动，在它们的历史特定性中，这些接合过程是不同程度抽象之间的联系。②

这看起来像是"马克思论方法""编码/解码"和《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的内在方法论宣言。从这里，尤其是通过最后一部书，霍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差异性”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变异”问题。随后，“意义、表征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者之争”这篇具有思想奠基意义的文章在《大众传播的文化研究》杂志上首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