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义、表征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者之争”一文中,霍尔清楚地指出,阿尔都塞较早的《保卫马克思》比后来的《读》(它在理论上更加复杂,并且他的学生们也参与其中)在理解“差异性”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更具生产性的方式。尤其是《保卫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一章将我们重新拉回到了早期马克思思想中对“人口”和劳动分工讨论的出发点,在这里,霍尔偏向了后来他承认的“差异性”。马克思运用“中介”概念使“主人/奴隶”或“劳工/资本家”之间的差异被差异自身的关联性担保成为互为差异。当关联性得到例证时,对差异的经验感知就是可能的。正如个体差异是无法被建构的一样,个体的差异也无法被思维和被认识。这个观点在前面引证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引文中得到重复,无论是否被称作“极端语境论”或“关系主义”,差异都不能自行其是。
参考霍尔对此所做的理论说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时总会带上“多元文化论教父”的标签。这看似是对他学术生活的双重评价:一方面,由于他曾经历了充斥着偏见的极端困难时期,并且在这一经历中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所以不仅是英国的加勒比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非常尊敬他;另一方面,基于强迫少数民族集中居住而导致的新型民族主义出现和种族关系紧张的再生这样一种现实,上述的标签不免会招致对“文化多元论的失败”的谩骂。这是一个清晰的标记,表明人们对相关社会的普遍危机已经有所意识。这种意识对因为过于重视与“差异”相处而被迫失去它的统一性的当前状态非常敏感。正是这种“差异”观念成为左翼文化研究批判的最初目标,这些左派被认为会统一立场,共同抵抗新型排除草根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对于那些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在散布过于关注“差异”的陈词滥调的人来说,即使被贴上“文化相对主义”的标签,他们也不得不保卫多元主义和重新激活身份认同政治,这看上去就像“差异”的重要性完全被作为肤色的种族、作为宗教和语言的民族,更有甚者,被性与性别等绑架了。
读过《保卫马克思》的“矛盾与多元决定”一章,霍尔决心去思考“思维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必要性”:“复杂统一性中的差异性,除此之外会被赋予特权的差异性所绑架”。①这是“接合”概念形成的最初时刻。霍尔的注意力从之前对分解抽象的关注,转向决定在具体层面上接合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方式。对于霍尔,“接合”概念同时在两个不同层面发生作用;尽管实践与结构在这里相关,但思考它们的二分基质本身和思考如何将这种基质理论化完全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发生的。阿尔都塞自己在文章中表示,他对马克思“理论劳动”的兴趣是通过怀疑作为一种实践的“理论劳动”是否“不需要从外部实践的检验来声称自己生产的知识为真”而发展起来的。②透过统一的视角来看这两个层面,霍尔说:实践是结构如何主动地被再生产出来。然而,如果我们要避开将历史当作仅仅是一个内在地自我生产的结构主义机器这一陷阱的话,实践和结构这两者都是我所需要的。①
作为避开结构主义陷阱的结果,一系列的社会形态将怎样以非必要行为集合?根据霍尔的观点,“社会力量”不可能仅仅是“由其他不可控制的关系来定位的自在的阶级,而是能够作为历史力量来介入的、能够建立新的集体计划的自为的阶级”。②在这里,他创造了一种被频繁引用的短语:“种族是阶级运作的方式”,这是霍尔努力理论化的接合模型的鲜明例证。正如我们所知,差异并非独一无二。霍尔先通过阅读马克思思考生产关系对“差异”进行了思考,继而通过阅读阿尔都塞再发明了这个观念,与此同时,同样的“差异”观念却被当作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个庸俗的流行语。
我想就文化研究当中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程度提出一个疑问,以替代本文的结论。我们在多大程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遗产”这个观念可能会误导我们,因为我们会将霍尔留给我们的东西期望成某种经典化的东西。至于那些他生产出的“具体成果”,我们可能一理解它们就需要忘掉它们。我们准备好忘掉它们了吗?到最后我们有没有充分消化理解我们应该忘掉的东西?我现在这么问是因为霍尔以论文形式留给我们的东西绝不能被低估。
在我看来,我们依旧需要斯图亚特·霍尔来彻底审视新语言、新词汇、新社会态度、新集体和文化研究工程中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努力。霍尔曾经对我说,“事态,通过它我是指当下的历史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总体过程之中”,接着他继续说,“有必要改变我们介入其中的方法”。在遭遇过霍尔非常关注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并确信他的处理方式之后,我们当然不可能通过傲慢的知识贵族,就是霍尔说的文化研究,来理解例如摇滚的文化社会学、韩剧的接受研究和当代风俗习惯的民族学研究。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伪知识分子姿态来看待,它将正在发生的事情伪装成为外在于公共知识范围的事情。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公共扩音器或一个反映已经发生过事情的解释机器。他们全部把“思维的结果”当作了出发点。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解释的模式。基于多样性的模式,他们揭示了群体的新颖性、简单多数或伦理学。这与霍尔的文化研究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两者的思维顺序正好相反。从大众文化、撒切尔主义、流散者到视觉文化,当他要找到真正讨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时,霍尔像个男孩寻找合口味的食物一样勤奋地探索理论和思维的食品屋。尽管他的影响扩展于学术界、艺术界和社会运动当中,但他是总是率先搜索食品屋,打开窗户然后为将来的讨论耕耘土地的人。他的讨论总是处于进行时,不固定在任何一点且不断寻找下一个目标。他永不止步。他从未使自己停留在学术界或某一社会运动之中。对于霍尔而言,从没有过目的地。这难道是一个悲剧?抑或它将在第二次重复变成一部廉价喜剧?我不认为期盼已久的答案将要浮出水面。故事还得继续,因为寻找食物的男孩从不知道他自己的去处。
(孔智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