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明”这个有些搬弄是非的术语显示了霍尔受到了索绪尔的一位重要继承人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深刻影响。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媒介，借此便可以表述那些在言说、写作或制片等行为进行之前就预先存在的自我，而本维尼斯特则对上述的传统假设进行了反思。与传统恰恰相反，本维尼斯特认为我们的身份并不是预先就存在的，而是完全受到了这种“阐明”的作用。主观性，换言之，“言说者将自己假定为‘主体’的能力”(不是那种“每个人成为其自己的感觉……而是那种超越了实际经验之总体性的心灵一致性”)纯粹只是一种语言的事实，确切而言，这种主观性只在“语言的基本属性当中出现”。在本维尼斯特看来，比如“我”这个符号必定由一个能指(“我”的声音或者文字)和与之相关的所指(“我”这个概念而不是现实的我本身)共同组成。它们结合起来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提供的是一种解释，而不只是一种类似的简单标签)其所指对象(言说者用言说或书写来表示了现实中的“我”)。能指与所指的这种耦合是在巨大的符号系统的基础上发生的，符号“我”与其他符号各不相同，比如就此情况而言，符号“你”无疑就是最为明显的差异符号之一了。因此，所指“我”源自“我”与“你”的区别，而不是任何在阐明之前就预先存在的“肯定存在”本身。通过人们这种“适宜表达主观性的语言形式”,语言为言说者或者作者分配了一种用在话语(言语)的“分散例子”当中的主体立场。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语言形式不仅包括代词“我”和“你”,而且还包括其他“指示代词(比如这个、这里、此时等)、动词、形容词，而这些词语围绕‘主体’组成了一种时空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语段结构当中的出现成为一种指示物”①。霍尔指出，所有这些关系的最终结果就是近来阐明理论所揭示的：尽管我们言及自身，可以说是“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立足我们自己的经验，然而言说者与言说的主题从未同一，也从未完全处于同一个地点。②换言之，言说或者书写的主题(本维尼斯特称之为“话语主题”)或许非常符合正在言说或者正在书写的主体(本维尼斯特称之为“话语主体”),也就是说，尽管这个人确实在言说或者书写，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这就是实际情况。

霍尔的观点受到了本维尼斯特的暗示仅仅体现在：加勒比身份并不是预先就存在的，相反它完全是我们亲自参与的各种文化实践的产物。每当我们制造一种艺术的、戏剧的、文学的、电影的或者各种其他形式的对话之时，加勒比文化身份也就在这其中构造而成。尽管各种因素的结合——造就我们言说方式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特定于每种语段的(某种指代词、动词、形容词，文中句子乃至广大的叙事结构的选择)转喻的临近性——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看起来具有使这种无尽的隐喻维度就此停顿的潜力。霍尔认为，身份远非“仅以对过去的‘再发现’为基础……它并不是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它，并且它也不是一旦发现了就会使得这种自我身份永恒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它是“我们给予自己与他人所处的不同位置的一种名分，在我们将自己安置其中之后，这种关于过去的叙事才得以发生”。因此，霍尔的观点并不是说“身份以考古学为基础，而是存在于我们对过去的重述当中”。因而同样，霍尔呼吁一种“能够将我们构成一种新主体，进而使得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进行言说的新立场”的文化表征的新形式。①举例来说，霍尔曾指出，早一代人曾经不遗余力地寻求“加勒比”(或者“巴巴多斯”“牙买加”等)符号与所有“欧洲”元素之间的结合，然而现在是时候也可以寻求一种与“非洲”元素之间的结合了，因而我们可以编造一个取代主流欧洲中心视角的新故事。有鉴于此，我们应当考察一下霍尔对于牙买加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文化大变革的赞叹。霍尔认为，这完全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革命”②,借此对于加勒比人来说“非裔加勒比身份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东西”。霍尔主张“后殖民革命、公民权利斗争、拉斯特法里教文化和雷鬼音乐”使得崭新的“隐喻”(或许霍尔应当在这里使用“转喻”这个术语?)、新建的“‘牙买加属性’的形象或者能指成为可能，而这种‘牙买加属性’意为一种植根‘旧’非洲而属于全世界的‘新’非洲：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非洲视作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隐喻”(抑或转喻)。霍尔强调：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返回的非洲——但是从‘另一个路线’来看：非洲在新世界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非洲’——当我们用政治、记忆和渴望来复述它时，我们究竟用‘非洲’构造了什么?”③

霍尔引用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一个观点，“社群并不是以他们虚伪或诚实与否，而是以他们的想象方式为特征的”,并据此不遗余力地强调在恢复加勒比文化身份的非洲根基当中的美学维度的重要性。霍尔认为，任何此类事业都是一种“想象再发现的行为”,这包括“把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在分散与碎裂的经验之上，而这就是强迫流散的历史”,并且这导致了一种只是用“想象的完满性或者充分性来反对我们过去的破碎性”的复归。霍尔强调非洲“已经获取一种我们可以诉说或者感受的想象性或者比喻性的价值”。我们对其的归属感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想象社群”。当霍尔将这种重建的“非洲”描述为“加勒比想象”当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时，很明显这里显示出霍尔也受到了拉康“镜像阶段”这个概念的影响：这种毁损该地区的替代与延迟已经引发了一种“必然的想象充分性，再造了这种返回‘遗失起源’的无尽热望，再次与母亲在一起，回到了开始”,除了借助虚构的替换之外，这种热望从未能真正得到满足。①

正如霍尔指出的，必要时我们会将身份视作某种暂时假定(以及丢弃)的东西，而这与将身份视作具有无限潜能的东西并不矛盾。霍尔指出：

假如我们误解了这种身份的某一暂时性的“切片”,那么危险就不期而至——因为身份的“切片”是我们使得意义成为可能的立场，但是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东西，而是一种任意和偶然的结果……意义继续不断伸展……无论何时这都超越了使其成为可能的任何闭合。这种意义常常不是过度限定就是限定不足，不是一种超额就是一种填补。“残留之物”也是常有之事。①

在霍尔看来，从根本上而言，一切试图(包括其自己的努力)强行规定加勒比人的身份意义的行为都是非常武断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意指的无尽上演，因此也就禁绝了自我想象的其他可能的解释方式。实际上，加勒比及其他任何文化身份都是能够以潜在的无尽方式进行形构与再造的，而忘记这点则是非常危险的。

总而言之，霍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加勒比文化身份的鲜明而异常的方式”,与一些我们当前最爱接受的身份假设相比，这是一种近乎变节的思考方式。霍尔提倡一种“不是通过本质或纯度而是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来定义的”身份模型，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混杂”,它让我们得以避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殖民遗传所导致的“帝国化”和“霸权化”的“族性”形式，但是这种殖民时代的遗传病仍旧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据此霍尔使用当前的巴以冲突来给出一种直截了当的警示。有一种观点认为身份只与“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返回的神圣家园有关，纵使这意味着会将其他人推入深渊”,而霍尔认为一种类似的本质主义巩固了这种有关身份的观点。①换句话说，可悲的是，可以提供一种归属感的共同起源将某一社区在这种必然排斥乃至摧毁他者的图式之中凝聚为一。最后霍尔指出，延异之美或许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就自身设想一些可供替代的概念，也就是可以避免这种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当中的固有危险。

(宗益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