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将斯图亚特·霍尔当作道德理论家，当作身份/差异伦理学理论家进行讨论。我一直呼吁，我们要注意他文化批判的伦理学含义；或者，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将他的文化批判当成他的伦理学习语来读。

用这种方式谈及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实践时，很难不想起他已故的朋友、对话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以及他们共享的伦理义愤。他们学术上的承诺当然有葛兰西式的起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困扰定义了他们。斯图亚特·霍尔和爱德华·萨义德都跟我们说，他们作为“出位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这个世界生活和思考的公共性、全球性的关系从来不是拐弯抹角的，从来不是完全在一国的，从来不是完全集中在一个理论、一个规训、一个机构、一个国家、一个永远封闭的和谐统一和想象中的自我满足。请记住，在他的“里斯讲座”中，萨义德非常巧妙地捍卫了作为异议者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承诺，他说：“实际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人，也不是建立共识者，他们长着反骨，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准则、现成的陈词滥调，也不愿意接受当权者或循规蹈矩的人必须说的或做的圆滑的、趋炎附势的言行。”①有待商榷的是，有些时候，斯图亚特·霍尔可能不同意萨义德在表述知识分子生活的突出美德时所体现出来的感情，但在对修订和改变了的人道主义、“永远保持警戒状态”的需求，以及永远不愿意被“半真半假的或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所左右方面，斯图亚特·霍尔与萨义德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生活在黑暗冷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很难知道我们该如何负责任地抵抗道德—政治灾难，而这些在“冷战”后和“9·11”事件之后的世界里，似乎一直在摧残着我们。一些人在公共领域的言行一直促使我们去反思自满情绪，反思我们平常化的“满意”的局限性，因而我们自然而然地从这些人身上寻找指引和启发。当然，我读到的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拥抱和赞扬宽容的伦理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能成为抵御方方面面对我们造成的威胁的最终保护伞。它什么都不是。这就是他的观点。但如果，更好或更坏，也没有办法回到曾经熟悉的，确保我们高枕无忧的绝对的、确定的、保证的逻辑，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虽然它可能很难)只能将我们对身份的幻想搁置一边，使我们自己对偶然性更开放一点，对冒险努力追求差异归属更开放一点。

不管怎样，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斯图亚特·霍尔留给我们的挑战。

(李媛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