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关注斯图亚特·霍尔对于当下之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特定反应(他的行为伦理学),大致描述了他回避特定的规训惯例目标的方式(他的认知伦理学),从而刻画出了他的学术实践的风格。现在我想谈谈我认为他的理论创建所认可的身份伦理学方面的内容。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罗曼德·科尔斯(Romand Coles)很巧妙地探索了重新塑造博爱、给予和宽容伦理学的观点。①科尔斯有兴趣重建旧的(当然，部分是基督教)宽容概念，并将它作为对话伦理学的中心美德。他说他所赞扬的是接受的宽容，也就是说，这种宽容行为的模式应该是——接受和给予一样具有反应性，聆听和讲话一样具有反应性。

科尔斯在他书中表达的担心是，如果践行宽容的人们都很自信，都提前遭遇了各种差异、天赋异禀——无论是上帝、自由或民主——那么,这种普遍的行为是否与其他人存在联系。科尔斯认为，这是一个独白式的——与对话的形式相反——宽容伦理学，因为它假定了一个不受影响的和自给自足的身份主题。当然，现代康德学派主权自主的多样性是这种单向度和单一方向的宽容行为的典型实例。他们试图构建一个文明的仁慈的个体，小心谨慎地确保避免自私并培养其尊重他人。但不管他们是用罗尔斯(Rawls)的“无知的面纱”还是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理性的主体间领域来理解，他们仍然是“不接受的给予者”,因为他们对差异的认同事实上取决于它的腐朽、吸收和战胜，取决于统一共识的调控理想的基础。针对当代伦理政治理论的这些倾向，科尔斯提出了如下的警告和建议：

由于宽容无法理解它本身深深植根于对遇到的其他东西采取接受的态度，这样一来，不管它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无知、偷窃和帝国主义还是会滋生；假使需要天赋的时刻存在多种多样的特性，它会造成一种遗忘状态，不断地阻止有关给予是如何智慧地发生的问题出现。给予最困难并且往往最高的境界是用争论的对话行为接受另一方。这种行为不可简化为一种先验的指令“任其发展”。相反，它是一次削弱先验的封闭的尝试，如此，感知、智力和幸福的可能性条件，即相互转换游戏可能会茁壮发展起来。①

在下文中，我想说明斯图亚特·霍尔提出这种平等和差异的“相互转换游戏”,以及另一种(如他所说)不可简化的探索方式，与宽容的对话伦理学观点(和理想)非常吻合。因为，正如我自始至终一直主张的是，斯图亚特·霍尔身份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它对认识论的怀疑态度，更是因为它对接受性给予的构成性悖论持开放态度，这一悖论是归属差异的政治学追求的一部分。

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了大量文章(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篇),从这些文章中，他一直在力求干预新的、不断激增的讨论，这些讨论中身份伦理学作为一个有关政治学的问题岌岌可危。②我已经说过，斯图亚特·霍尔关心的是，让我们远离我们所同情的，如我们想象和经历的，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进化的、自我揭露过程的身份观点。这种自我是被集中、被整合的产物，且依附于明显的内在感和外在感、表面意识和内在意识，但却被理解为社会、文化和政治行为的主宰者。当然，在通过这些安全的身份提出的对立的文化一政治观点中，对差异的宽容绝不可能永远不在场。这些并不是——或者没有必要是——自以为是的自我吝啬。然而，这些仅仅是他颠倒了总体化逻辑的自我已经更加关注将历史性的伤害转换为新的描述和排斥政治学的土壤，因此很少有空间来接受边缘的他者。

我认为，这是斯图亚特·霍尔无法容忍的一种自我和身份图景。他反对身份即自我存在的旧观点，敦促我们用一个开放的方式去思考身份认同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身份不是在整个事件中持续存在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的一个永无止境的缝合过程。身份从来都不是一个整洁的、单一的整体，而往往是多元的、不固定的，更多的是“和”而不是“或”,因此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没有一个稳定的源头来保证任何决定的正确或错误。当然，正如你所期望的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与不断变化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能指形成了对比),这个过程的发生往往与权力、制度、机构、以结构化方式定位自我的规训，以及包含/排除相联系。但最重要的是，斯图亚特·霍尔主张身份是通过差异建构起来的。正如他所说：“这需要相当令人烦恼的认知过程，只有通过和其他的、非它本身的、它所缺少的以及所谓它的外部组成的东西相联系，任何术语的‘正面’含义——因此它的身份——才能得以被建构出来。”①

当我读斯图亚特·霍尔的作品时，我觉得，如果身份是已经存在的(威廉·康诺利说过这样的话)身份/差异，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伦理学就是宽容地接受在其他方面探索自我(甚至探索消极的一面)以及在自我中探索他人的伦理学。既然每一个对身份的构成都不可或缺，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伦理学，它不是要保证和睦的相互关系，也不是要保证同化的主体间性，而是要保证对身份/差异争论性的尊敬(一种尊重对手的争论)。如果我们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用斯图亚特·霍尔自己的话说)也许我们可以在身份“面临消失”的情况下生存，并因此可以在没有密封的身份传记的情况下生存，这种秘密身份掩饰了自我庆贺的腔调，可以促使产生专属权利的奇思妙想。也许我们所要培养的就是永远地保持在身份中接受其他事物，乐于打扰、扰乱、忘掉我们对已经具有的身份的自满，以及教条主义地稳定和巩固身份的压力。

许多当代道德理论学家缺少慈爱之心，而斯图亚特·霍尔跟他们恰恰相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和他人伦理学的元素与边缘、极限相一致，在那里，“身份”不再具有确定性，而模糊性、差异性、界限和外部开始偏离并打破了稳定的自我存在的神话。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人类自身和人际交往起源于对独立自主的、自治的自我单方面利益立法的片面的启蒙主义赞赏，在这些场景中有些东西会一起减少，并因此导致道德上的匮乏，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他说，如果我们把握机会发展得更好，我们便可以使得自己对待差异性的弱点——我们的脆弱、暴露和接受能力——态度更加开放。这不是多元文化的多愁善感。我们需要真正的伦理学工作。因为斯图亚特·霍尔知道，这种接受性是持续的、不和谐的、关于自我的工作，正如康诺利所说，而自我会即刻抵制两种排斥性的压力：压制和征服他者的规范化压力，包括偶然地在自我中分裂出他者，以及将历史性的违背和边缘化的倾向转化为诗意化的报复和征服的政治逆转的压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