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并且毫无疑问我之前也多次说道——斯图亚特·霍尔是干预的作者，而不是书籍的作者。干预是他的有效方法，他的“作案手法”。不用说许多书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作为作者或共同作者，编辑或共同编辑。这些书籍构成了他非凡的生活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本“著作”,你能从中阅读到关于他的思想的最终描述，并且能找到确定的斯图亚特·霍尔的“关于万事万物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斯图亚特·霍尔的专长是论文而不是专著。事实上，这些书籍中——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早期的《通俗艺术》,或者后来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艰难的复兴之路》《新时代》,或者较为近期的作品，如《差异》以及越来越多的目录引言——我要说，更多的是临时性的作品笔记的形式，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明显看到当下的与众不同，并且这些当下特有的独特性，理论上是在思考中产生的。简言之，这些是战略性的干预。
我能想到的所有当代知识分子中，斯图亚特·霍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一种对当下警觉性的敏锐，从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有的人会觉得他总是反应敏捷，站在他所在的角度思考问题，自言自语，边做边想(如同他经常说起当年在伯明翰大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日子)。因此，尤其是让知识分子“看门人”烦恼的是，你会发现即使你几分钟前刚刚离开他，你也无法在原地找到他，他也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同样的问题。①对斯图亚特·霍尔而言，思考是移动的方式；是当一个观点、一个状态、一个身份刚开始重复出现，变成固定教条的时候，关注这些时霍尔文化批判思想研究
刻的方式，因为这标志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并且从与以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它。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正是这样认为，思考斯图亚特·霍尔是改变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可以防止他总是保持不变。我总是认为，他这种内在的，对偶发的行为的尊重是他一个显著的美德；是他风格的一方面，是他所表现出的对当下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做出反应的一种完美的诠释。
或许最值得纪念的作品是著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观念的“无法保证”一文，从这个作品中可以看出，对偶然性反应的词汇开始产生理论性的效应了。这篇文章作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品集的一部分，最初发表于1983年，这篇论文不仅对英国文化一政治(撒切尔时代早期)特定时刻进行了战略性干预，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进行了战略性干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在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合著的《霸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之前就有了，而这本书的一些重要的方面他都不赞同]。① 在任何情况下，“意识形态问题”一文对于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轨迹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后来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术语),他总是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不远的距离”,这对于修订具有深远意义。该论文的许多读者都很清楚，这篇文章同时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描述；但这里使我感兴趣的——可能是这些方面中范围最宽泛的——是有关我们考虑“决定”问题的方式。这里斯图亚特·霍尔最关心的问题是将“确定性”的概念从声名狼藉的“归根到底的决定”的“最后的封闭”中拯救出来，并由此为偶然性开辟出一片研究空间。他说，阿尔都塞式的“归根结底”理念，是“确定性遗失的梦想或幻想的最后藏身之处”。在文章最后总结部分，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既不是自由浮动的，也不是无形的。但它也不是过渡结构，在这种过渡结构中，它的可理解性只存在与自下而上的单向效果传递中”。因此，当下的“形势”不能由“我们能根据自然科学的确定性预测的力量”定义，“而只能由现存的力量平衡，具体形势的特定性质”定义。①简言之，它应该被部分地定义为偶然性。
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呼吁的那样，为了尊重当下的“偶然性”,我们要做好准备摒弃某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也就是说，历史就是目的论的观点：一种逐步显示出来的演变，它受到暂时的内部法律或逻辑的驱动，并且将人性从一个确定的过去，沿着特定的方向带到预先设定好的未来。基于此观点，当下几乎没有任何理论重要性，因为它只是一段旅途中预先设定好的阶段，而它的脚本已经总结好了。要摒弃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并接受偶然性的观点和词汇，就需要将当下的结构、体制和散漫的形式看成是非必要的，甚至看成是不能预知所有的多样化的结合和决定的结果。要知道，现状不是建立在固定不变的基础上，发现并认识到这一点能让我们确信，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行为是最好的、正确的或可证明的。如果现状不是由一个预先确定的过去所决定，那么它也不是由一个预先规定好的未来、一个等待着我们的先验的见识所支配，不管这个未来有多远，到达那里需要多久。
换句话说，要理解当下的偶然性，就需要根据它所提问题的新问题空间和它的开合所造成的可能性，理解其事态的特性。因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说过的那样，描述暂时的不连续性间隔，以及构成一种结合的历史间隔的方法是改造现有的认知—政治问题一空间，改造现有的“问题和答案”的结构。因而，我认为当下任何给定的事态状况，是历史中断和观念重构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争论的一个方面被另一个方面所替代。因此，当我阅读斯图亚特·霍尔对它如何利用，要想理解特定的事态，仅仅试图探究能否获得一个新的答案(新的提议)是不够的；我们同时必须试图去了解一个新的问题是否是当下偶然被提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态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历史重建的认知范畴，而且是战略性干预中的一个道德—政治的范畴。在对当下事态进行理论化时，重要的不仅在于确定当下之主张自命为答案的那个问题是否可能，而且在于这个问题能否继续成为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
很容易看到，“偶然性”的观点严格地讲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至少在斯图亚特·霍尔运用它时，不是说要将“偶然性”提升为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首要原则，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本质意义理论。因此，对斯图亚特·霍尔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类本质东西的缺失，而是这种基础和目的论辩驳对人们如何思考道德判断和整治行动的意义。在这一方面，斯图亚特·霍尔将自己从当代反本质主义理论的广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一理论中对基础的批判只会加速神秘的形而上学主义的再次出现。偶然性决定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动摇——实际上是颠覆——自然化的政治观点，即掌握、工具主义的保护实践以及对上帝和真相的预先构想的共同体的保证。要想使得偶然性有开放的发展空间，读懂事态性的当下，就需要在这种传统的政治观点中看到反政治的理想，换句话说，就是构想一种取代和阻止这种政治伦理学的政治学。偶然性的要害在于它促使人们将政治的观点理解为是具有战略性的，这种战略性是赢得的而不是自然而然衍生出来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是一场持续的“立场之战”。
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是，此处争论的重点不是说政治因此毫无根基，不是说可以毫无前提设想的就形成政治。要拒绝这一观点，就需要再一次将政治转化为认识论，转化为真理的游戏。如果政治没有最终根基的话，往往就会有足够的基础让立场得以延伸，让权力得以伸张，让论点和领会得以争论。但这些基础往往被人们轻易地认为是暂时性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或本身就存在的。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自相矛盾的语言说，它们是“偶然的基础”①。斯图亚特·霍尔通过一个常见的教育方面的例子举例评论道：“我这样说吧，为了教好一节课你必须确定你的职责，但下周教课之前你已经非常随意地知道你会改变想法。作为一个战略，这意味着需要拥有足够的基础来谋得一个地位，但往往将其放在一种具有开放式理论化视野的方法中。”①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偶然性观念并不会许可出现一个主权机构的伦理—政治主题。现状是偶然性(多元)决定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是由理性行为的纯粹意愿简单地构成或创造的，因此它可以由激进机构新的应用重构或再创造。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纯粹选择的代表。这些讽刺的代表们可以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可以随意地修正和改变他们的结局。相比之下，对斯图亚特·霍尔来说，偶然性中关键的部分恰恰在于，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这个世界的主权创造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由流淌在理性的自我意识之下的能量——欲望、伤害、本性、过去——所构成的。这些偶然性被威廉·康诺利(WilliamConnolly)巧妙地称为“根深蒂固的”或“被打上标记的”偶然性。他说，这些偶然性并没有得到哪怕是简单的修改或修订。②这些不可避免的偶然性使我们警惕——或者应该使我们警惕——理性的傲慢、主权机构的接线以及悲剧感，在这种悲剧感中，我们最好的、最进步的意愿往往会被逆转，更容易遭遇灾难。换句话说，要想在世界上行动，我们就需要将自己暴露于毫无控制的偶然性中，置身左右为难无法选择的困境中。
用当下偶然性的词汇来表达，就是承认一种行为的伦理性。它优先考虑有关提出临时主张、就与最终真实性有关的认识论目标达成解决方法(不断地重新开始、重新设想和重新修正)的伦理—政治计划。它使得人们更愿意接受特定的——往往(或实际上，从不)是不透明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有行动的义务，要接受对话性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一些立场得到清楚地界定，另一些立场则被打压或推翻；甚至，是要接受任何干预(因为“无法保证”的状态)可能会面临失败的风险。
我强烈主张斯图亚特·霍尔是关于当下及其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杰出伦理理论家。首先，他的研究使得批评创造了一系列的作品——战略性的、临时性的、定位性的作品。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对现有的困境进行干预，从而要么扩展，要么修改(抑或同时进行)可以产生行动伦理学的认知领域。鉴于此，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斯图亚特·霍尔举例说明——教育性地鼓励——一定要探索性地、实验性地与学术规训、权威知识以及构成这些的方法论目标联系在一起。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引用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话说道：“规训的观点就是研究的观点，在研究中写作可能找到终点。”①这显然是因为规训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强制实行斯图亚特·霍尔称为“范式的封闭性”,或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提及过的范式规范化，来保证其诉求，即研究参数的方法论稳定性，不过，其资源不是被用于质疑范式本身和构成范式的假设的，而是为了最终来到阐发期待已久的结论的终结之章。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鼓励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体制性计划的是反规训的。也就是说，对现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规训是否有能力(更不用说意愿)去理解并掌握战后英国改变了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怀疑的。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用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语来说，文化研究作为“事态实践”产生出来了。①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知识分子生活的观点给了它灵感，
第一代新左派的影响深远的作品孕育了它的产生，在斯图亚特·霍尔的领导下，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临时的“作品场”,不时地从现有的“规训领域”中劫取和占用它所需要的资源。②对斯图亚特·霍尔和早期的伯明翰的“学徒”们来说，规训并没有比问题更具优先权，也没有必要对此拥有特权。不管它现在变成北大西洋(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南大西洋)的哪一边，文化研究不是作为一种新的规训，而是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方法兴起的，这种战略能够扰乱、替换以及回避现存规训的霸权主张，能够为新了解伦理学开辟出认知空间。
在我看来，这是斯图亚特·霍尔一直回避哲学(也即体制化、程式化、规训性形式的哲学)的观念。对于多年前科内尔·韦斯特(CornelWest)的重要作品《美国的回避哲学》的典故的引用是很审慎的。③斯图亚特·霍尔并非一定要共享韦斯特特定的美国实用主义起源的素材，但他们之间有一些契合点，例如，他们都很赞赏杜波依斯(W.E.B.DuBois)的预言式批判，他们都认同葛兰西和福柯充当了消解和修正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可本书中对于哲学基本声音的怀疑精神，尤其是书中对于禁止哲学中的权威言论拥有认识论特权和规训优先权的关注，以及书中提出要重新考虑其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的关注。
我把斯图亚特·霍尔的批判性作品理解为对哲学的同样疑问的例证。显然，我并不是说斯图亚特·霍尔在他力求回避理论的观念中是反哲学的。也就是说，在斯图亚特·霍尔使用它的时候，理论是实践智慧和实践(以及因此而来的伦理)推理的模式。霍尔一向重视偶然的思考过程，因此他说：“我对理论本身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进行理论化。”理论不是永恒的第一原则的纲领，但理论实践“开放的视野”一直在前行，正如他所说，“在一些基本观念构成的富有魅力的领域中，总是不断地向真正新颖、创新的文化实践中注入新的形式”①。例如，具有教育意义的是，斯图亚特·霍尔对厄尼思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这些后人作品的担心恰好是因为他们受到哲学连续性思想的影响过大，他们太想让理论正确化，他们用自己过于简单的结论来结尾。②因为对斯图亚特·霍尔而言，理论是一个通往其他地方的弯道，但对他们来说不是，理论对他们来说更像是自己的结束，一个终点。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批判性作品中刻画的理论形象更接近于著名的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福柯之争描述的那样，在这场争论中，他们都认为，最好将理论理解为在努力开创伦理—政治空间的过程中，调解阻塞与障碍的对话的集合。或者，就像德勒兹所说的那样，“理论完全就像是一盒子工具”②,我相信斯图亚特·霍尔也会赞同这个比喻的。
以前的“案例和情况”决疑论者从不相信总原则会一成不变，像他们一样，斯图亚特·霍尔回避了第一哲学的暴政和可以确保其安全起源的形而上学的基础。③在我看来，对非洲流散群体的讨论是不相关的一个话题，但在这个话题中这个特定的理论策略所起的有效作用则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里，斯图亚特·霍尔关于它的思考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及时性，因为它已经对许多看似解决了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这些假设驱使，实际上甚至过分驱使，当代黑人身份理论化的形成，尤其是在以人类学和哲学为根基的可靠理论基础上，努力稳固流散的非洲移民身份。
例如，他著名的“臭名昭著(他自己这样形容)”的“新族性”一文出版于1988年。在这篇文章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黑人文化政治问题空间的转变明确提出了一个临时性的解读。他指出要进行重新描述，旨在理解能给英国黑人带来生机的新问题的特殊性。如此来说，以前的历史性时刻(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期间)的特征是如何获得话语、规训、设备、技术、制度等的问题，以及创造并传播权威的黑人表征、黑人状况和黑人知识、主观性以及经验。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这个时刻正在被另一个有典型特征的时刻(一直在努力争取这些话语、规训、装置、技术、机构以及它们自己等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术语和领域)所取代。在这个新兴的问题空间，新的问题变得可见，问题变得不再是怎样去表征，而是这些表征依赖的知识/权利体制是什么。在任何宣言的行动中，哪种黑人观念危如累卵?在这些争论和行动中，运用什么观念来进行部署呢?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主体化效果?它赞成的身份模式是什么,设法排斥的差异模式又是什么?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那样，新的事态从“努力争取表征的关系转换为表征本身的政治”。或者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同的是，它定义了一种时刻的转变：从为保证真实性和道德许可的种族存在的认同和表征，转变成如今“黑人性”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和多样化的知识和身份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对霸权的抗争始终存在。在斯图亚特·霍尔令人难忘的言论中，这个转变标志着“无罪的终结，本质化的黑人主体的终结”①。
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都是斯图亚特·霍尔所独有的，无与伦比的：试验性的、探索性的，同时是大胆创新的形式；在紧要关头你反复听到的、和谐的、自言自语的声音；为获得新职位，干预和尝试的主体意识；以及在关于非洲流散群体的持续讨论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和危险。但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能注意到的是，这种理论化行为回避哲学的方式，比如说，回避最近不断出现的“非洲—加勒比哲学”的难题。①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论点认为，非洲话语和身份被假定的基本意义被确立为一种最初的基线，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所有黑人批判行为的真实性，而斯图亚特·霍尔没有借助于这一论点的结构。对斯图亚特·霍尔来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保证。更不用说，在这个论点中，人们没有否认“非洲”(因为有些人也许会断言),但人们也没有将它看作是一种具有像“宗教”或“精神”或其他某种形式的真实含义所定义的人种志本质。斯图亚特·霍尔在评论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美学比喻时说道，“梦在非洲”,并不是说要求非洲“重新记起以前的景象”,而是要在其他地方重新想象“非洲”的景象。不是记得而是梦到翻译过来的“非洲式的”方言。②换句话说，对斯图亚特·霍尔而言，“非洲”被设想成了一个历史构建的符号场，是一片广袤的复杂的领土的特有名称，这片领土里的含义、知识、话语、形象和梦想，以及表现出来的自我塑造过程中不同定位、权利不平等的方式，都具有重大的争议性，这种方式要求对“第一哲学”进行不带本体论意图的事态化的理解。
斯图亚特·霍尔践行理论的方式——走理论的临时迂回道路——就是为了回避这项研究，回避封闭的慰藉，以及它推荐给我们的对文化存在的辩护。毕竟，“第一哲学”的目标所鼓励的观点是，如果你坚持人类学研究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你将会发现原始语言和背景概念，它们将永远确保成为黑人的唯一方式以及以黑人主体性名义所说的唯一方言的特权。简言之，它鼓励天马行空式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关于非洲流散群体的描写可能会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