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存在一些忧虑，担心斯图亚特·霍尔许多作品被赋予了过于丰富的生命力。人们可能会称他的担心为“封闭的慰藉”(这也是他的原话)。①我认为正是这一担心将他的学术声音——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他的批判性精神——塑造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这些是我感兴趣的。我想说明的是，自我的满足、安全的教条、瘫痪的秩序以及没落的身份导致了违反行为的产生，而对此，斯图亚特·霍尔已经形成了一种伦理学语言来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我在阅读斯图亚特·霍尔的作品时，更多地关注于它如何指导我们在政治学中谈论伦理学，而不是它的文化批判。我认为斯图亚特·霍尔是一个标准的规范批判家，因为他的风格和精神促使我们不仅仅是否认这些规范，而且要表明立场。斯图亚特·霍尔的伦理学是一种对话伦理学，对此我将会更详细地论述。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他的伦理学不是理性主义者或康德学派的中规中矩的伦理学，那些人的伦理学强调利用道德法律来保障独立自主的身份。对相异性、差异的不透明性、不可避免的风险、时常出现在任何对话中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任何差异归属的期望，奠定并造就了斯图亚特·霍尔的伦理学。

我们生活在“黑暗时代”。这些时代不赞成容忍、不推崇宽容、不鼓励接受。更准确地说，这是相当冷酷的时代，是愤世嫉俗的胜利者和无情的仇外主义的时代，似乎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套新的沉默和接受的惯例，一种新的屈服、顺从、羞辱的制度。生活在另一个帝国主义时期中的人，从之前一代开始展望，有人能想象到他们会生活在一个像如今这个时代的世界中吗?但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明确地说过，“黑暗时代”需要能给我们带来光明的人——并且把他们召唤到公共领域。①这些人不应该是那些跟我们对话时总是带着无力的多愁善感，以及一心只想着拯救我们灵魂的人。这些人意见分歧的使命我们从自身以及他人身上偶然发现一些可能性，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可能性由于我们过多关注一夜好梦的慰藉而被遮蔽了。总之，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斯图亚特·霍尔的声音正是这样的，在众多循环重复中我有幸能听到这个声音：“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为保证我下面的描述更集中更整齐，我从三个完全不同但我认为密不可分的方面来阐述我所理解的斯图亚特·霍尔践行学术生活的方式。首先，在我的意识或感觉中，我认为斯图亚特·霍尔是研究当下以及当下偶然性的杰出理论家。我要强调的是，对斯图亚特·霍尔来说，关于偶然性更多的是对行为伦理学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对真相本身的定位。其次，我研究斯图亚特·霍尔与规训和理论问题的关系，并且探索了一些方法来发现他对言辞的回避以及哲学的目标。我认为，从广义上说，这对于理解非洲流散群体的伦理学有所启示；更精确地说，是有助于斯图亚特·霍尔对于非洲流散问题的思考方式。最后，我将谈论一下我从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概念化的作品中发现的宽容接受的伦理学，并以此结尾。我认为，作为介入知识分子的斯图亚特·霍尔的基本伦理学立场从他非常肯定的给予模式，同时也是接受模式中明确表现出来。

这只是我的一己偏见。显然，我并不是为了全面地进行概括。关于斯图亚特·霍尔还有很多我没有考虑到的并且也不想去关注的方面。因为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作为一个评论家的作品中的伦理学风格，以及他在学术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话式的回应精神。另外可能还需要强调的是，我在此所有的尝试，并不是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里继承而来的观念标准——“批判”一词的意思。我不是全盘否定这种继承，但这与我正试图构思的斯图亚特·霍尔的作品(斯图亚特·霍尔的声音)体系的关系也无具体要求。因此，我根本没有打算——更加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去质疑他的作品，以此分辨出其作品的反响或局限性。我没有兴趣通过超越斯图亚特·霍尔，进而战胜他。我有的是，我仅称为内在的关注去表现与我一直努力倾听、接纳的声音进行自己的对话；学习斯图亚特·霍尔通过他的作品质问这个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