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式的社会干预带有浓重的政治行动与理论争辩的双重色彩。但是城市形象似乎逐渐展现出一个问题：它成为自由与隔离的潜在领域。霍尔后期的作品带有政治想象的窗口与政治行动的舞台的双重空间感，这种双重性则带来了丰富的张力。

同样，霍尔以地方、国家和全球感确定的政治范围则是通过权力几何学进行装配的，这彰显了在邻里、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的市民语言的不可通约性。①大致来看，霍尔的作品在空间方面的意义显得越来越重要。霍尔早期作品的空间与地域语言奠定了其理论构筑的基础。有时它只是文化政治学在领土上的实现，地理学几乎是经验主义的同类，城市则是后殖民主义在种族主义实践上的不断变动的熔炉。但是它也在不断进化当中。当语境和接合在理论上显得更加重要之时，空间展现了偶然性在编剧方法当中的潜力。并且城市成为表演的场地；这种表演不仅仅在都市舞台上，城市街道或其他具有创造性和异议性范围都可以成为新文化形式的基本特征。但是问题依然显得更加复杂。记忆、现实和乌托邦梦想的暂时性与全球化的现实与想象结构的多元空间性二者是相互影响的，这重新描绘了一座好城市的道德维度和种族问题。我们回到这种矛盾情绪和不确定性，它在逻辑上预测一种对地方文化的心理分析式的关注。正如斯图亚特·霍尔作品中空间的进化那般，它既利用又批评诡辩式的都市生活。这在霍尔作品中的呈现或许不仅仅是智力兴趣使然。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有关都市研究的知识；霍尔作品在建筑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展现出的跨学科性表明：我们或许能从霍尔作品的评论方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他对一种借助文化形式将统治性的种族政治伦理学置于都市生活中的主体和建筑的中心持批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戴维·斯科特已经强调的那样：斯图亚特·霍尔的“行为伦理学”参考了当下的“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或许霍尔的作品应当被视作理解城市的抵抗地图学的政治诫命。①

(宗益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