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来看，“多元文化问题”都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一直以来，它体现了强大的跨学科能力，而且它将霍尔对政治科学和种族关系社会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系谱学的思考熔铸起来，这种熔铸是以文化研究当中的一些复杂的“文化和身份”表征的形式展开的。除了这篇文章的宗旨之外，此文献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中的文化是由全球构筑的，在这张全球文化地图当中，“文化方位”则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这些著作将对多元文化的哲学思考的提炼与对“全球各地(global lo-cal)”的微妙认知联系起来。这就与对“种族关系”或者“社会”研究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后者将民族国家视作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文化熔炉；对于当代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种族问题”,该文集提供了一种可以理解这些问题形式的智力装置。地缘政治在以种族为主题的文化生产中心出现，然而城市通常为此提供一个进行叙事的框架设置，而城市生活成为身份形成的情感过程与权力资源的合理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霍尔的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都显得比较亲和，但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论争也通过某种叙事方式凸显了种族问题，而这种方式就是为当下赋权的同时也不忘记当下的(福柯式的)历史。文化研究以此种方式变得陌生起来，而部分作品同样提供了一种地图以及当代的系谱。

这项工作是通过假定存在着可以同时为临界距离与直接监督赋权的前提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什么?该文献总结了多元文化在破坏种族和族群语言上的强大效果(这超出了英国曾将“黑人及亚裔”归类为二代或者三代移民文化的陈旧二元分类模式)。文化通过混合交融的形式变得混乱不堪，而自由宪政国家的基础也开始变得动**不安。

该文献将一般“文化”与特殊多元文化的创造物置于一种带有嵌入感的地区、国家和全球地理当中。在1988年出版的“新族性”里，多元文化主义是“反种族主义的他者”,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差异问题的归化方式，即通过涉及“种族关系”的中介机构、社会政策和推论形式展开。但是在这篇2000年版的文献中，多元文化理论成为人口与信息的跨国流动、全球化情感、社会经济的理性国家组织、文化生产的本土创造力的重要中介。因此，在具备多元文化的城市里，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版本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这种矛盾与地方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关系显得时而紧密时而剥离。

因此，借助霍尔所采纳的多元文化思路，我们可以巧妙地解决在种族文化研究当中出现的两个常见错误。第一个错误出现在一些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章中，而这本质上是探讨“社会”是如何管控差异的反空间之争。玛丽·希克曼①近来将此称为“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集中关注一个国家内的资源与认同上的竞争要求。团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张力，公共领域中的信仰空间，国家身份与融合的概念趋向于主导严肃性论辩，②有时退回到对细微差异的自我陶醉或许也能走向一条歧出的死胡同。

但是我们知道，“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学忽略了多元地理层级之下的国际流散情感以及权利和责任的理性组织的产生。这种地理多元化超出了地方与全球或者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它只在地区的、城市的和毗邻的层级上起作用。它展现了一个国家的难民在居住权利上的不可通约性，如同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需要在议会安置房内等待一个前途未卜的住房分配系统下的名额一般，如同一个在空间定义的市场之中的主体，即一个针对当地人或者仅仅是生活在特定地产上的住房申请者。

第二个错误体现在人口统计学式的差异呈现与他们的文化变迁之间的张力，这意味着所有的这种分类都无法充分展现他们的本质，不过霍尔对此的描绘则有效地避免了这种错误。黑人、孟加拉人、穆斯林、犹太人、古吉拉特人都是一些表示特定人群的术语(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人口统计学意义),但是这绝不能抓住创造力、政治学和富有表现力的文化形式的历时性动态变迁，而且这是不断超出一般分类标准的。一旦文化超过了其原初差异，它在具备选择性、论辩性和狂欢性的公共领域中所创造的产品就变成了价值争论的轨迹，而这正在被权力结构所挑战或者复制。文化治理恰恰涉及文化差异的创造领域和权力政权之间的关系，它允许一些主体彰显自身而另一些人则依然隐没。这种“文化方位”感体现在权力的几何图形之中，它含蓄地利用了一些诸如多林·梅西(Doreen Massey)①等地理学者的作品，并且杜绝了文化差异研究的特权类别，凯坦·巴特(Chetan Bhatt)②已经对否定种族和族群的地缘政治学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对这本文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巴特勒的作品可以瓦解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论战结构，换用霍尔的术语即：“每个以他者视野得出的特定身份都是根本不够的。这就意味着普遍性是我的身份的一部分，而至于我则被一种‘本质缺乏’所渗透。”③

以这种方式，接合政治学使得事物此是彼非，新族性文集中浮现出的语境意义显得尤为深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霍尔产生了对城市空间的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创造感，他据此曾写道：“在这些间隙之内存在一种传播本土现代性的可能性。文化并不能从正面抵抗西方现代技术的大潮。可是，它们继续改变、‘翻译’其自下而上的规则。它们组成了新‘地方主义’的基础，而该基础的特征就是无法进行自给自足，但是地方主义孕育其中，而不只是一种全球的幻影。这种‘地方主义’不只是历史的余响。它是新事物——全球化所附带的阴影。”①

在去世后出版的最后作品当中，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认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心是对于城市及国家的历史合作生产的理解。城市与国家两个术语是互构的；统治的概念唯有通过自由城市和君主专制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对于领土的理解则需要中介，有时这种中介就在本土文化(比如方言，patois)与想象的社区(民族，ethnoi)及领土的动态组合之间。②城市代表一种统治权力和社会组织的领土化，但是它依赖于自我身份(一种城市想象)的情感，而它则假定了一种超越疆界的国家的存在(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最高级的城市共和国形式中或者21世纪的城市国家里)。现代国家通过下属的地理单元将其统治政权进行地区划分，但是为了彰显权力主体从而依赖于人口统计学的理性组织和居住点的功能层次，这就使得城市化成为一种强劲的经济逻辑。这种社会组织是通过理性与情感这种政治学理论的周期性张力共筑的，而它利用了以现实和想象的城市作为中介的都市化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现实和想象共存的城市词汇与理性和感性并置的康德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同样也是多元文化问题需要将全球与地方更多地并置起来考虑的地方。它同样需要一种将多元文化主体和种族困境展现出来的地图学。霍尔的文章可以概括如下：城市生活是与多元文化问题相伴随的影子。

霍尔的文章展示了多元文化在全球的实现对身份与归属这一传统(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问题框架的挑战方式。同样地，他将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视作是在封闭的国家领域中的断裂，而社会概念的地理断裂需要一种可供理解、阐释的描述性语言，并且它可以借助诸如忠诚、情感和归属的概念唤起人们的空间感，而这是身份、权利以及一个好城市的理性组织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需求。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我们开始得出一个城市生活的概念，它将21世纪的城市多元文化主义视作是人口统计学的必然与政治学上的挑战。在伦理上，我们需要考虑居住在城市社区的意义，这种社区或许是不同的历史与差异的历史的共同产物，这种历史具有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暴力统治的烙印。我们同样也需要明白这种社区或许会借助情感和忠贞的全球网络来构筑。正如当代资本全球化的经济驱动力挑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劳动力的流动与资本一起创造了文化和人口的跨国网络。也正如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影子，假如我们能理解全球化的城市与社区的动态性，那么我们不得不加强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因为它展现了这种叙述空间并且产生了一种具备伦理可能性的政治叙事。

纵观全球，城市提供了一个实现各种挑战的特殊领域。在涉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章当中，霍尔关注政治主权与文化政治学的交界面，这展现了新族性主体的道德困境以及政治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学科交叉。在一些文章中(这横跨了左右两派的政治光谱),有将国界外的世界进行浪漫化处理以及提升市民社会和社区动员的美德的趋势。一种对颂扬公民社会的“治理”派写作的普遍批评暗示，这种公民社会形式是在政府统治的框架中形成的，而生物政治学将这种合法主体描述成是从权力缝隙之中浮现的。霍尔文章中的这种暗示需要我们细查权力政权和主体(包括主观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们的视野以及“主观化”政权之内方能显现。另外，对自由的狭小空间的限制超过了国家视野或者浪漫化的新道德主体，这种主体是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文化政治学中浮现的，而这或许会限制而非促进我们迈向国际大都市的步伐。①

面对当下全球的城市世界主义的**，多元与差异星光闪现。种族主义、中央集权、种族清洗和外来恐惧重新成为城市的恶魔。实际上，围绕都市生活与种族、多元文化、偏狭形式规范的论辩所带来的挑战是主观的(城市)与客观的(多元文化)的辩论，这种在我们眼前不断消失的东西竟然会以其他的方式再次浮现。面对矛盾重重的现实与霍尔在多元文化主义文集中探究空间进化所展现的现象，我们可以利用上述资源解决“新族性”中明显展露的问题以及《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所揭示出的矛盾。

如果不寻找其边界的话，城市看起来显得如此牢固。如果不是发现了鹅卵石下的海滨，我们会觉得街道似乎就提供了确定性，这就是对私生活进行秘密叙事的隐秘空间与同意和反对意见交替进行的公共领域。当历史是权力的声音之时，地理则是探险家和制图师的特权。我们并不希望将这些声音与地图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反，城市历史学告诉我们年表已经被用来理解城市了，并且历史一般是由胜者来书写，而失败者的声音则湮没无闻了。

特别地，多元文化问题展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能在当代城市中航行并通告社会政治论争的新探索罗盘的原因。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将城市研究及城市研究的交叉学科领域置于一个横跨东西的谱系上，而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传统的和批判的研究文献。传统城市研究方法常常将城市的社会经济秩序具体化(努力使得其功能实现最大化、工作形式实现最优化)。与此相反，批判分析旨在逐渐破坏建筑和人群的自然化的秩序(揭示了不公正的铭文的图案诡计以及权力和资本不平等的具体化)。这种二维城市生活无法适应全球化的跨国挑战以及多元文化的伦理挑战。

这样做需要进入城市研究的学术论争以及一些社会大众之中，这些大众关心全球化城市的多元文化未来。正如霍尔的文章将空间感与自由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张力感在一个全球概念中综合起来一样，类似的城市阅读挑战了经济的和文化的城市阅读。它纵贯了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哲学，但是它是在我们东西谱系无法安置多元文化城市的激烈论争之中实现的。

有时候霍尔这里也有一种协调不可通约性的空间线索。在文集的后面一种定义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张力的谱系显得意味深长，它制造了陌生与熟悉之间的敌对，并且详细叙述了我们如何了解城市以及我们如何限制其可能性或匿名性。长期以来，城市是新事物来到世界的平台。从历史来看，城市之所以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的熔炉，正是因为旧价值和旧秩序在城市生活的**面前分崩离析。这展现了民粹主义狂热下的典型城市恐惧与大都市对于启蒙批判的潜力。因此城市在这些张力之间是矛盾的和模糊的，城市领域展现了最强烈的不宽容形式，通常也展现了其进行最亲密形式的文化对话的潜力。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缺乏一套逻辑进展的张力，在霍尔新近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在种族问题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张力恰恰得以彰显，而矛盾因素或对抗力量是既不暗中调和也不辩证综合的，而是一种临时抑制的理论形式。

因此，比如“无家可归”(unheimlich的字面意思)这个诡异(uncan-ny)范畴就成为理解如今出现的空间、主体和城市隔离叙事方式的关键。正如李欧梵(Leo Oufan Lee)①在其探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时的尖锐评论那般，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诡异范畴提供了一种殖民地现代性、都市以及浮现的主体的构图方式：“尽管其空间仍然是国内的，但是如今在心灵内部，人们已经区分不出投射或者内省的界限了。其症候包括空间畏惧，它导致对于运动的麻痹，以及时间畏惧，这导致一种历史健忘症。”当代历史以及大都市的制图学重新定义了一种与多元文化的诡异关系感。

在多元文化主义文集当中，霍尔在这个方向上指出：“多元文化问题也表明‘差异’是将民主定义为真正的多元空间的关键……它必须试着构筑一个多样性的公共领域，在此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必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内进行协商并转化。空间的关键就是维持异质性与多元性，其基础就是在协商范围以内维持他们的差异。”①

本着这种精神，霍尔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以来所倡导的这种学术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参与当代大都市的日常文化以及铺展这些问题的理论叙事的演练，这种理论叙事可以用来理解时空故事的欺骗性，解开其自我构筑中的道德的、政治的和实践中的矛盾。

因此都市生活的词汇在讨论多元文化的作品当中俯拾即是。我们不能直接领会这些词汇的意义，而是需要追踪本土的现代性与偏狭的接合性之间的构图，这在莱斯·巴克(Les Back)那里被称为“大都市悖论”②。我们需要明白罗盘可以用来确定北极和与其相关的东、西、南的方位，但是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通往美好城市的公路地图。它们展现了在城市生活秩序里的一种与框架本身角力的本质性张力。霍尔在文章中将附加的纵向维度(“北—南”)组织起来用于揭示全球与地方二者的现实关系，理性和情感被视作道德哲学的基本张力，但是它同样与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地图学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道德哲学与多元文化两个主题上的论辩编排是一致的，即长期围绕着我们是如何认识城市空间的道德标记展开论辩的。①除非我们理解了城市是如何将这些张力汇聚、转移并分解的，不然我们将会继续误解多元文化主义对当代都市生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们既可以直接将所有这些张力说成是社会政策问题，这些政策指导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多元文化城市，也可以将其视为学术问题，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一些如何理解它的方式。②

极端地说，城市通常欢迎陌生的及未知的事物。移民、难民、新客或者后来接触到后殖民大都市的本土文化者，他们眼里所观察到的城市往往是别样景观。新移民群体的到来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会发现缝隙市场或者创新空间，他们还会挑战金科玉律与强势权力阶层。转瞬即逝的漫谈或许突然成为象征意义的中心。殖民主义、帝国、奴隶制、镇压原住民的历史被掩藏起来，但是它们或许会从城市细胞的潜意识里苏醒过来。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这样做的。

相比之下，伦理上可知并熟识的事物的共产主义感与邻里关系的道德正义性直接说明了一些争论：混淆了我们或许通常称为反动派(编码为政治右派)和革命派(编码为政治左派)的都市生活的东西方类型。给予少数群体一个平台来享有发言权的价值系统或许必须立即捍卫他们的呼声得以实现的根基。监控权在这种邻里关系(现实的或者隐喻的)中的出现挑战着这种言说权威。它直接以财产权利、两性关系、学校教育、明显性征、租房补贴控制(通过国家或者社会房东条款进行)以及雇佣法律和实践的市场中的文化认知权的术语言说都市政策。它间接地说明了一种围绕权利话语、国家形态、国际索求和强制执行之关系的论辩。①自由主义者对身份标记的漠不关心也直接诉求避免歧视、种族骚扰以及现实的与符号的文化偏狭的权利。大致来说，我们的罗盘已经在这种新观念下严重迷失航向了。我们能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领域中看见身兼左右两翼的共产主义者。邻里关系变成了在商业改善区域里进行自我监控的权利，地方社区采取自我管控行动来反对流浪汉、反社会者及行为恶劣者，而这对传统的右翼选民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社区基层组织反对物业资本，反对道路扩建、修建绿地、关闭学校，而这些都是左派的传统议程。共产主义者既持守道德立场又拥抱都市生活。他们有同一种道德根基，但是在城市愿景和政治路线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也不断呼吁一种全球城市的种族社群主义，这使得在自我边界提供有问题的文化生产的少数族群的认知权利得以具体化。

但是摆脱国家限制的权利同样反对奇装异服或者行使个人的宗教偏好，而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暴力或者监控城市空间往往也是左派所称道的。李嘉图式的地租曲线构筑了一种市场空间，然而对抵制国家进行市场干预的责难，以及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劝诫或者政府对市场关系的干预正向自由主义说明一个事实：左派很难将其归为己有。一种对国家行为的强烈怀疑不时在左右两派政治谱系中形成共识。这就直接告诫我们在使用词汇时必须格外细心。自由主义也分为左派自由主义和右派自由主义。最好不要将新保守主义定义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它无法归入诸如当我们将进步的都市生活视作敌人而得到的“复仇之城”这样的观念中来。这种横跨进步和反动界限的自由传统在反种族主义的呼声中得到重申，它寻求种族差异的非法性与种族商品化的市场逻辑特权。

这种道德罗盘的另一个维度在21世纪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城市的现实面前变得更加复杂了。对土著的和本地居民与少数移民的权利认知正好位于批判都市生活、城市功能建设、公有社会的稳定与耻辱、自由政府的问题四维张力之间。它在其中常常四面楚歌。对移民可以为城市带来经济利益的认同与移民会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威胁的反调针锋相对。他们也涉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论辩：作为少数派的移民群体的文化权利理应受到重视，而运转良好的城市政府结构则对其不断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