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霍尔为国际传播学会(ICA)撰写了名为“新族性论集”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继往开来的里程碑。霍尔在文章中将英国黑人的种族政治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霍尔挑战了当时进行“种族”比较研究的正统观念，而是赋予了“黑人”在种族主义政权当中进行政治建设的主体地位，而上述种族主义政权由种族的各种归化类型组成，它们在“种族关系”社会学的不同风俗中享有特权。

在霍尔看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第一个时期”,此时围绕黑人文化的争论已经对那些尚未直言而又影响剧烈的白人文化统治问题做出了回应，而白人文化就是以文化生产与文化表征的形式以及“将英国黑人文化进行边缘化”①的形式推行的。但是这种斗争只被视作一种稳定物价的形式。黑人的主体地位笼罩在伦理命令之下，而不是让文化差异成为表征的目的。②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暗示了“重要而又纯洁的黑人主体地位的终结”,霍尔对“第二个时期”的特征也进行了如下描述：它是“从表征关系的斗争向表征自身的政治学的斗争”③进行的转移。关于获得可见性的伦理斗争被关于可见性自身的复杂争论取代了；表征政治学凸显了地点、时间，主体位置的差异借助各种技术得以彰显。就戴维·斯科特而言，他在2005年曾写了一篇名叫“新问题空间”的文章：“在逐渐浮现的空间问题之中，新问题开始出现，那就是不再过分关注如何获得表征，而是重在把握这些表征所依赖的知识权力政体。”④斯科特将此与一种慷慨伦理学结合起来，这是“对于目前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一种回应(可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的行为伦理学)。⑤

特别地，这里似乎能感觉到一些旧有论争的残留，在生命与身份上的特权成为一种“尚未缝合的主体群”①。因此，种族概念在霍尔的文章之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恢复。鉴于此，就“族性”这个术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学和种族关系社会学中的精确使用而言，霍尔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要求让该术语能从“多元文化主义话语的位置当中摆脱出来”,然后再将其转化，就像我们之前将“黑色”这个术语从消极等值的系统位置之中恢复过来一样。②

一直以来，尽管从新族性之争沿袭下来的辩论遗产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它却脱离了生成它们的作者的掌控。就这点而言，我们能在菲儿·科恩(Phil Cohen)于新族性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各种文化研究工作中感受到，科恩响应了伯明翰学派投身日常生活的呼声，这种文化研究的回归与伯明翰学派也存在一定差异，③而这种差异能在诸如《族性》④这样的新杂志里看出端倪，它预示了围绕英国多元文化差异的本体论之争的改变得到了正式承认。尽管左右派人士都对此有所批评，但是后来的许多文献还是欣然采纳了“新族性”馈赠的遗产。⑤

但是从一个时刻转移到另一个时刻的空间坐标同样是趣味盎然而又意义非凡的。位置、地区、地面、地点、语境和接合的空间隐喻，而且这种空间隐喻越发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身份政治学①以及霍尔自己的作品的中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身份政治学之争使得种族问题更加逻辑地形成一种愈发深层的偶然感，这在种族词汇和他们的空间词汇上都得到了体现。族性、种族、多元文化主义以及黑人民族性的各种术语是偶然呈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每一个或许在此时此地是对的，但是在彼时彼地又是错的。因此，这里有一种贯穿在霍尔作品中的逻辑感，这时对于种族主题地理学的兴趣开始与偶然性、创造性和易变性的感觉结合起来。

仅举一个例子，多元文化主义的谱系具有一种复杂的扭曲和转向。“新族性”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方式，它预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多元对话。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论或许能够带来愉悦的美学感受，但是同时掩盖了剥削历史、符号统治以及真实暴力，而这些东西很明显都牵涉种族主题。如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在霍尔写于1988年的一些作品当中发现，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政策话语所具备的某些形式是具有争议性的，尽管职责、补偿、认识、交换和再分配的伦理挑战可以用来定义社会公正，而这种定义又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了多元文化之争的分析领域当中。

许多时候，当多元文化主义身份与3S(Saris、Samosas、Steel-bands)教育政策联系起来之时，有人就会在种族主义制度化的问题上抛出一些有关文化的陈词滥调，而这些东西理应被驳斥。同样有些时候，多元文化主义之争也使得社会建设的理论问题变得更为深刻。在霍尔的背后，多元文化的接合是“优劣并存”的。二者的优劣差异涉及它们运用的时空以及术语自身的实际内容。因此这使得霍尔的作品会更加系统地关注全球的以及地方的都市生活方式，尤其是他对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关系的思考，这种探讨收录在海塞(Hesse)于2001年编辑的《解决亦或搁置的多元文化主义》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