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对警察与英国黑人社区之间的冲突进行民族志分析之时，我们会对斯托克纽因顿市一位警长的言行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位警长曾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强调黑人坦率承认犯罪事实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又刻意回避了一个种族主义者对于类似抢劫行凶问题的道德恐慌。①一位种族主义者臆想的虚构现场与“真实”的犯罪现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部著作当中，霍尔使用了一些令人惊惶不安的语言和概念来描述当时伦敦这个颇为臭名昭著的警局。当我们对英国文化研究当中的语言修辞以及《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当中的论点进行复审之时——该书无疑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汇编的力作——我们一下子就被震惊了!

设想一下更具当代感的后殖民词汇，②《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开山力作展现了英国黑人犯罪的社会结构——在某种局部层面上而言，这本书是以对贫民区这个描述性概念的铺展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带有都市生活感的贫民区)。在解构贫民区的研究当中，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同仁们常常诉诸一种隐喻的黑色殖民地，这是刑事量罪与“社会现实”的种族主义实践的受害者(书中第10章)。①作者指出了种族主义者对于行凶抢劫的分类方式，也就是依据行凶地点，尤其是把焦点放在黑人聚集区上。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一位白人青年袭击了一位黑人公共汽车售票员的例子仍然能够创造一种行凶抢劫的种族化形象，因为：

对特定犯罪现场的特写激活了早期及后来的布里克斯顿和克拉珀姆(Brixton &.Clapham)协会。②

这里的论证结构打上了源自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生活的书写传统，即将对都市发展的畏惧与社会学科的诞生联系起来，而这在探析维多利亚时代的黑暗大都市的《社会的发现》一书中得以通篇贯彻。③

正如《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所强调的，一旦布洛威公园发生了一起警民冲突事件之后，犯罪、种族与贫民区就会混为一谈，因为人们惯于“将黑人犯罪、地区与种族看作是城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青年的标签”④,对于霍尔而言，犯罪地点的种族化肖像会与种族、地区以及恐怖的空间想象融合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焦虑重重的城市空间曾经是我们思考与描述过去城市的重要方式。在一些描述都市生活的学术篇章里，修辞结构往往遣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术语，比如街道、广场、路障、集市等，这些术语常常扮演着唤起(转喻)城市生活感以及描述(隐喻)特定社会现实的双重角色。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一种更加宏大的社会背景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它是《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重要主题，后来在1979年，霍尔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柯布登讲座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威权民粹主义”概念，它勾画了利用“锻造学科常识”①的方式来暗中摧毁福利权利、公民概念以及工会自由的政治规划。在其早期阶段，霍尔分析了出现都市危机的原因，他认为“实际上，利用警察暴力推行的管控与强制措施助长了对一些都市殖民地黑人进行非法量刑的气焰”②,而作为典型的这种黑人社区再次沦为时代变化的牺牲品；同样，人们或许会将霍尔对80年代的“骚乱”事件的分析视作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该作品以参与形式将“骚乱”与起义政治学紧密相连。③

在这种分析当中，身体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得以明确解决。它在浮于表面的人口统计学的经验现实上游走不定，而刑事量刑的种族主义处理以及种族犯罪的文化意义虚构是造成这种伤害的重要原因。种族主义的侵害活动使得生灵涂炭，而城市形象的种族主义形态也不可忽视。本文认为，人口统计学的经验现实与城市形象的种族形构矛盾重重，而这种种族从属形式却固定成为一种体制化的监控实践。笔者在其他地方也曾指出，刑事量刑与种族主义二者合一的情况下，这种张力并非此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所在。①

但是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当中，作者似乎多次忽视了作为隐喻的贫民区与作为现实的贫民区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在种族主义话语当中虚构的黑人殖民地，它用以指代犯罪行为；后者则是现实存在的黑人殖民地，它是英国社会中的下等社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其作品当中最有力度的分析元素，而且这还将它与绝大多数涉及刑事量罪的描述区分开来。它有意识地重申并拓展了旧有的标签与社会误差理论②,即一种将某类人从社会当中挑选出来并加以污蔑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由于无法搞清楚“隐喻”与“现实”二者的区分，因而《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实际上削弱了文本自身存在的争论，由于这种区分的不足，因而黑人殖民地更像是一种不必要的修辞术语而非分析术语。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③晚期在解构东方主义研究上显得才华横溢而又傲慢自恃，而他的这些作品当中同样也存在上述的矛盾性。对于萨义德作品的最常见的批评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萨义德是想鱼与熊掌二者兼得。针对这种批评之声，萨义德回应道，东方主义话语创造了一个空间，虚构了一个想象世界，然而与此同时这又是对他自己所认为的东方世界的误解。萨义德想要置身于殖民主义政治语境的同时，又想能够跳出创造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而罗伯特·杨(RobertYoung)①则认为这种“杂技”是“此书最大的败笔”;按照杨的意思，假如真的存在一个萨义德所处的东方世界的话，那么它则将萨义德置于一个使“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叙述比不上事实上的东方的东方主义更真实的地方。②

在想象和事实二者之间明显浮现出一种矛盾，而斯图亚特·霍尔的贫民区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世界所呈现出的空间都带有这个问题。然而假如我们设想这些贫民区的空间是想象与事实并存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其中的运作机制。

贫民区里的都市生活建立在种族隔离的权势和城市空间的拓展之上，而这又是一种通过选择性绘图和颠覆性想象所进行的创造性重塑。以这种方式，社会分化在其曾经移走的地带效力尽失；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但又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通过隐喻的和转喻的空间展现。在这种空间里，诡计多端与信誓旦旦、一眼望穿与变幻莫测、想象情形与现实世界并存。空间符号的流动性与可塑性使得意义处在一种持续争议与不断重塑的过程当中。比如就贫民区和东方世界的空间意义的生成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它们是意义流动过程当中的某一个静止时刻所塑造的概念，此概念是符号与文化二者的结合，霍尔本人曾在不同的文本当中将这种结合描述为一种“任意闭合”的生成方式。

我们可以从《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选取一个例子，它可以有效地利用丰富的贫民区的想象图景来达到卓越的修辞效果。当它们充当种族主义的隐喻却与一些社会贫困的转喻紧密相连之时，这种修辞效果也就轰然坍塌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亦是如此)。前者或许能称之为一种“边界效果”的地理，即想象中的进行动员活动的地理范围，而后者是一种实体因素，其经验定义能够对居住隔离问题进行具体化的呈现。它们都不能说会比对方显得更加“真实”,假如二者都非常具备一种实在本体论属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从某一点而言，我们需要时刻注意日常生活的真实现状与对城市生活进行“特写”的经验现实的差别。在20世纪70年代，监控势力的截停搜身与媒介炒作的双剑合璧不断重整着年轻黑人的日常生活机遇。但是与致力于对当代的经验主义的审查相比，临界距离的价值需要对于这些当代形式的历史以及回溯到同源现实的能力的理解。这不只是让熟悉化为陌生(即一种最佳的民族志实践)。与这种人种志的陌生化方法相比，我们有必要将这些细节融入语境当中，从而与人口学、经济学及全球变化的广阔议题相匹配。城市空间(几乎其他的任何空间分析形式)的起源值得考虑。这就暗示我们对于城市设置的任何分析都需要对于都市生活词汇的谱系性理解。这种谱系方法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研究形式，这是理解社会世界的重要分析手段。在霍尔对城市词汇进化拓展的语境当中，双重审查暗示着对于都市生活的跨学科认识的解读，这常常有种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为学术研究中心的鲜明反差的意味。①

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殖民地和贫民区的空间隐喻是故事叙述的边缘，但理论上又是权力论证的中心。在它们的经验基础与种族意义展示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身份政治学语境当中，霍尔提出一个“任意闭合”的概念，用以“描述一切社会运动的方式，这些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它们需要新主体的章程，需要接受必要的虚构，但同时也接受虚构的必要，‘任何闭合’并不是终结，而是一种使得政治与身份具备可能性的方式”②。

在任何特定的例子里，倘若意义依赖于它的差异术语与意义的不断重新定位，依赖于偶然性的与任意性的停止——在无尽的语言符号过程之中必要的和暂时的“间断”,这并不偏离其源出的洞察。唯一令人忌惮的就是我们对于身份的“片段”意义的误解——正是这种定位才形成意义——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而不是一种任意的和偶然的“终结”……意义不断展现，可以这么说，它在任何时候都超越了那种形成意义的“任意闭合”方式。①

然而语言的多义性充分地暴露出一大问题，即当代文化产品缺乏对霍尔早期作品中的空间生产符号的确切理解，因此有时会出现一种诉诸混合空间感的趋势。“在今日，年轻的伦敦黑人是边缘化的、碎片化的、褫权化的、贫穷的与分散的群体。然而，他们看起来又似乎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因而尽管上述种种，他们竟然也能在某处聚集起来。”②

在这里，我们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萨义德的悖论：他同时以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矛盾逻辑进行理论构筑，而这里实际上涉及一种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二元谬误。而“任意闭合”的瞬间意义与现实世界的瞬间认识的结合就是空间权力的标志。据此而言，将空间理解成生产的和偶然的存在逐渐破坏了对于空间真实的诉求。

与此相反，空间本身与“任意闭合”的瞬间意义不分伯仲。实际存在的和多层所指的“空间”,比如“贫民区”如今就是一个精确的术语，它表示一个特定时刻的意义，并且这层意义的前提是任何词汇的使用对应一个意义，然而言语或者独特的说话方式并不妨碍交际语言的运用。

因此在想象的与现实的、分析的与民间的概念之间并没有一种简单的二分法，而正如近来瓦克昆特(Wacqant)①对贫民区的描述所展现的，他试图为自己所青睐的美国监狱模式的都市生活进行辩护。问题的复杂程度远非如此。文字空间的物质属性确保了符指链的闭合，它既没有其他必要的开始，也没有其他必要的终结。这看起来让人悲喜交织。一方面，空间成为特殊隐喻的边缘；另一方面，空间化词汇或许透露出了将经验与现实二者等量齐观的误导。贫民区的各种符号使得分析概念和民间概念之间的二分法变得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