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和主张民主的学校教育的人士正面临着困境。在职业教育论和新保守主义文化斗士日益猛烈的火力夹击下，正在从事课堂教学的教师即将身陷某种意识形态的重围之中。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教师的公民责任和政治义务在于从事公民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教师在市场经济语境，或者是将政治从文化和社会中抽象出来的自由主义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讨论之间二选一地定义自己，而这导致教师压力重重，要么屈从于公司权力(corporate power),要么成为与一种似要复活实则江河日下的学术职业化的训命相媾和的自由学者。
当前对教育的攻击，尤其是教育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表现为很多理论家拒绝重新审视以下问题：若将大学(和公立学校)当成重要的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学术团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公共领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气和行动?在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m)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让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探究是缺失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改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基础教育问题上的共识。许多教师拒绝将教育视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转而乞灵于快速填鸭式的教学法，教育变成了以解码文本为目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此种教育实践与政治学彼此疏离，因为它同权力和社会变革问题无关。但这种去政治化的教学法并不仅仅存在于含混不清的解构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出于其他考虑而将教育实践完全排除在意识形态活动和权力之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中。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威廉·本尼特(William Ben-nett)把教育还原为灌输真善美等品质的毋庸置疑的方法。尽管这一主张很难获得改良主义者支持，很多左派人士如麦凯拉·德·列奥纳多(Micaela de Leonardo)等却认为，包括教育干预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学要么成为“现实政治”的障碍，要么像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所说的那样，教育只能在学校范围内以一种压抑的、保守的、标准化的实践而发挥作用。然而近来关于教育的讨论更像是对文化政治学本身的更宽泛的非难，并且这激起了左右知识分子阵营的类似不满。
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这两个阵营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话语所扼杀。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Identity Club)的政治学。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①布鲁姆希望将文化独尊于审美的超验性领域，不受表征政治学、关于公共记忆的斗争或者关于自我批评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罪恶的产物，是催生了他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异议学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的遗响。②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把文化与政治关系研究斥为不正当是至关重要的。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关系。文化政治学认为视觉文化高于印刷文化、流行文化高于高雅文化，无关解放和发布信息，实则是为标准和礼仪的倒退推波助澜。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裘力斯·恺撒》暗示了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①。通过将文化政治学、流行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和有色人种等少数族群的蔑视，以及对他们关于被容纳进高等教育、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文明”要求的蔑视。
理查德·罗蒂虽然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保守的教育学和审美学解读。按照罗蒂的说法，“在文本当中，你无法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②。罗蒂坚信，存在着理解和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和行动的严格区分。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堡、保罗·傅立叶(Paulo 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与政治热情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独创。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的考虑，同意布鲁姆关于优雅的叙述体之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起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学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他同样对拒绝“谈钱”、立法或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评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的文化左派不满。③罗蒂认为，文化左派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派，谈论“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这对任何左派而言都是可行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借助研究权力在流行文化内部如何发挥“恐怖机器”①作用的话语，或是把政治学掺和到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中而使政治抵抗复杂化、限制了政治抵抗领域的文化政治学，这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如果把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依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罗蒂反对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试图从美国的高校英语系里招募知识分子来担当政治改革的先驱。罗蒂认为，这些研究高雅文化的优雅的教授不仅是最能言善辩的左派知识分子，而且似乎相当乐意摒弃“高雅理论”遗产，“降尊纡贵”同工会组织结盟，承认美国生活积极的一面，投身于争取越来越多的变革的斗争。如果这种观点只是顶尖的象牙塔哲学家在修辞上的又一惊人之语，那它可能只是后现代文学的又一个例子而已。不幸的是，罗蒂真的相信文学教授是美国政治变革最有价值的希望所在，文化评论家和艺术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优雅的传统和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应当包容那些沉溺于流行文化、胆敢把文化置于“现实”政治之前的粗鄙的左派。同样，罗蒂认为，大学和公立学校不适于充当开展政治斗争的公共领域。罗蒂认为，政治与教育、知识和身份的生产场所无关。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并非能有效发动视野广阔的关乎社会正义的政治斗争的领域。在这种话语的狭小范围内，文化政治学相当于差异政治学、鄙俗的消费主义和受害者政治学。①
如果罗蒂所言不谬，那么左派只有放弃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出过几本好书，但是对改变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并且消除其“60年代末期‘大拒绝’以来所固守的不自觉的反美立场”②,借此才能摆脱其所谓的政治困境。只关注种族、性别、性、流行文化、教育或其他纯粹的文化问题的评论家不仅代表了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而且代表了一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没有根据的(不爱国的?)怀疑，应该以议会改革来取代它。③罗蒂想要的是一种无视肤色、以拜金主义者为基础的改良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差异问题与自我标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死灰复燃的拜金主义无关。在罗蒂版的政治学中，教育退化为老式的劳动管理，主要为白人男子服务，从不质疑构成这种独尊情形的前提问题。
最后，罗蒂对文化左派进行了嘲讽，故意歪曲了社会运动对扩大民主斗争领域的作用，④而忽略了作为教育力量的文化在把政治作为批判和改造对象的基础、凸显政治的意义方面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罗蒂等自由主义者相当随意地忽视了引发新批判理论“新左派运动”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压迫形式，以及斯图亚特·霍尔在反对倒退至阶级斗争的总体性政治学时作为论述中心的社会运动。霍尔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在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学时，进步人士必须面对传统左派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冷战的官僚机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等级制度的遗毒。①
反对把文化当成政治斗争的领域的论述，不仅出现在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理查德·罗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出现在某些新左派变节者的著作中。在这些变节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托德·吉特林、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和吉姆·斯利珀尔(Jim Sleeper)。②吉特林及其追随者站在左派的政治立场上，这一点同布鲁姆和罗蒂不同，但同样蔑视文化政治学、流行文化、文化教育学，以及基于人种、性别、性取向的差异。在下文中，我将重点讨论这个团体论点的复兴。我还将讨论这个团体中最多产、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吉特林的著作。
吉特林认为，当前的文化斗争，尤其是那些围绕着性、性别、种族、表征政治，或泛言之，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充其量不过是“现实世界”政治学的勉强替代物，后者尤为关注阶级、劳动和经济不平等。①吉特林认为，反对阶级首位论的社会运动给政治学蒙上了污名，将左派分裂成了不同的身份派别，没能“提出经济平等和重新分配的问题”②,没能为可以挑战公司权力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种众志成城的观念。
和罗蒂一样，吉特林对社会运动的批判存在很多漏洞与借口。首先，他预设阶级是个可以团结左派的超验、普遍的范畴，然后通过否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重要性，他否认了阶级政治学被贬低和弱化成为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形态的这段历史。该论点的特征是假定种族和性别因素对解放的普遍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它将社会运动的历史置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从而与阶级政治学的传统相区别。不仅如此，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居于从属的地位以及对于差异的压制，从而在主流阶级政治学之外，不同的社团组织得以将各自的目标、历史和兴趣充分接合起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越来越清晰地反对左派霸权、同他们串通一气的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来势汹汹的右翼，难道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么?”③她没有说错。吉特林不仅把社会主体(social agency)限定在阶级的原初范畴中，而且只把阶级当成是预先给定的、统一的主体，而不是以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性别协商在内的历史的、符号的、社会的中介为特征的流动的协商空间。在这种话语中，基于阶级的宗派主义遭到了遗忘，阶级概念被本质化(essentialized),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开放和流动关系被狭隘的政治学定义固化了。①
其次，吉特林将所有社会运动归结为身份政治最本质主义、最刻板的形式，不理解阶级是怎样成长的，也即斯图亚特·霍尔所称的种族与性别的属性。在吉特林看来，社会运动只是特殊性，因此对他来说“是不可能承认社会运动对阶级政治的关键作用的”②。例如，罗宾·基利指出，吉特林和另外一些人不承认艾滋病解放力量同盟(AIDS Coalitionto Unleash Power)是如何通过各种示威活动和媒体大轰炸运动(media-blitz),让人们认识到艾滋病这种致命性疾病的，而艾滋病现在是贫穷的黑人妇女最关注的问题。③他们不承认女权主义运动在揭露性虐待现象方面的努力，特别是性虐待现象在贫穷的黑人社区和白人家庭中泛滥的事实。整整一代年轻人都被全面侵入日常生活的广告、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体上灌输的种族主义思想侵蚀了头脑，这一点同样没人承认。
再次，吉特林诉诸多数原则，结果一下子滑向了斥责少数派应当为当前的白人抗争负责的反动战术，他竟然会堕落到这样说：因为身份政治的追随者不再关注拜金主义的问题，所以给来自工人和穷人中的右翼分子的全面攻击敞开了大门。在吉特林的话语中，身份政治学背上了“用种族化的修辞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伤害美国人最深的经济重构问题上转移出来”①的罪名。吉特林不假思索地站在右翼的阵营里，在奴隶制、帝国主义、强制居留区、种族隔离、消灭美洲土著、反对外来移民、灭犹运动等都已经被重新写入美国历史之后，似乎还不愿意加以承认，担心这会让大多数人不高兴，于是他宁愿将问题归咎于少数团体而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同谋身份。
与这种历史失忆症相反，对于爱国主义、多数价值以及团结一致的诉求无不与过往染上了一种可耻的关系，而这些诉求原则又都扎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它假设公共领域属于白人，而“阶级的种族清洗观”②也居于优先地位。假如身份政治学威胁到了某些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如罗宾·基利等喜欢的(因为超验和普遍)阶级范畴，或许是因为这些批评家不理解阶级是怎样通过种族、性取向或性别而形成和发展的，或者是退回到了反对公权力的阶级斗争形式上，而后者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政治而已——这种基于阶级的运动起源于那些不愿意参与由非裔美国人、女性、拉丁裔、同性恋者领导、代表全体人民甚至是信奉激进人道主义运动的白人男子的焦虑与厌恶之情。③
最后，吉特林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找到了其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吉特林认为，文化研究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旨在从最不起眼的文化活动中寻找反抗，而无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完全排除了权力的物质关系。它庸俗地拒绝区分优秀文化和消费文化，从而成为坏信仰和没有政治责任感的象征。吉特林认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而言，非裔美国人遭受了严重的物质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说唱音乐”之间是毫不相关的问题。①吉特林似乎认为，既然文化研究的大量著作是以大学为关注领域的，那么它“应该从政治实践的包袱之中抽身”②,因为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无法在凋敝不堪的大学荒原里为我们的时代提出最有力的问题了。在吉特林看来，大学不应该像霍尔所说的那样，承担起“把知识转化为文化实践”的责任，③而是应该将“现实政治”置于文化问题之前，“不要错把大学当成更广大的世界”,[还]应该让它们把精力放在组织“团体、联盟和运动”上。④
吉特林的政治学是以一种植根于总体性阶级观念的经济学的复兴为特征的。这种经济学认为“要么是阶级，要么是文化，两者不可兼得”⑤。在这种论调下，社会运动只是一种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不再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不幸的是，这种论调既不承认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和阶级问题是相互纠缠的，也不承认文化在形成身份、激起欲望、形成道德价值方面的教育功能。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反对吉特林等人的观点，认为假如人们“还没准备好捍卫自己在私人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他们也不会持续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①,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吉特林文化研究中，主体(agency)或反抗(resistannce)问题被当成倒退至民粹主义而遭到忽视，而文化教育学则被当成反理性主义和反理论的宣传鼓动工具。
这种论调令人不安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割裂了文化与政治学的关系，还在于它使人们无法把握主导性制度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为竞争性主导提供了可能性，在学校和其他公共领域从事批判性研究工作，更进一步地说是让学生和其他人无法质疑当局和权力操控的压迫形式。例如，当法朗士·马尔霍恩(Frances Mulhern)等理论家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将政治的意义从属或归结为流行文化时，他的确是歪曲了文化研究，他不经意地指出，当文化只具有教育意义时，它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政治化的。②这是一种轻率的理论转向，没能领会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所说的后福特时代新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以及霍尔所称的文化在构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方面的中心地位。③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转向流行文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与大众之间建立联系。相反，研究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不是沉溺和肯定大众文化，而是承担政治、文化和教育责任。如今，无论是否喜爱大众文化，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因而产生了共同语言。无视共同语言的教育潜力才是极端政治化的行为”①。马尔霍恩完全不懂该怎样分析将教育力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政治使命和教育使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对教育活动的以下功能感兴趣：瓦解共识的支配形式，为人们把自己看成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替代性范畴、意义地图(map of mean-ing)和一系列可能性。
澳大利亚教育学家伊安·亨特(Ian Hunter)的著作，也对教育和文化政治学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教育只是个体与支配性社会和解的工具之一，拒绝承认新颖的教育实践形式具有以下可能性：号召人们大力关注权力是如何暗中破坏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和文化繁殖的，这种主导形式即是凸显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公共领域属性。亨特把教育归结为支配性权威的强制性要求，他还认为教育权威是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服务的。他的论述中没有自我反思性的对话，同样也不包含师生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教育空间中发挥出自身决定作用的可能性，而这种教育空间由特定制度形式、学术关系、学术训练规则所构成。在这种对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狭隘理解下，学校不可能被看成反抗支配性权威、扰乱支配战术或从自我批评的立场出发重建以课堂分析为对象的制度权威的场所。在他的论述中，看不到这样的内容：这种文化规则的遗产是可以质疑的，在教育上是与世隔绝的，可以以此将教学的基础改造为审慎的实践，为先进的文化政治学服务。①
我并不是说批判教育家应该忽视教育和文化在构建一国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方面的作用。形成于支配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内部的制度性实践(institutional practice)在形成教育所赖以进行的特定条件方面，也并非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如阿兰·奥谢(Alan O'Shea)最近指出的那样，承认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以下命题是成立的：学校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支配者手中，无论学生和老师如何挑战支配权力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只能与它同流合污。②在这种新版的再生产理论中，批评与争论只能由传统学校教育中产生，由文化批评家借助由这类制度强加给“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道德技术，“原汁原味地”提出。这些批评不仅取决于关于社会及其社会形式的过时的功能主义观点，同时也认可了某种总体化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赞美单个评论家被忽略了的作用，标志着放弃让政治更教育化的立场。它不仅是对福柯政治学某个糟糕版本的滥用，还代表了一种理论麻木的状态(而并非单纯的反乌托邦),颠覆了更关键的问题，即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如何发挥教育功能，在支配性的文化与政治形式内部，为政治主体和批评性参与的形成创造可能性。这里没有注意到学生和老师该如何建立教育权威，或发挥媒介作用，把教育权威改造成自我批评的形式，回应特定的历史、制度结构，对自己的教学场所产生影响的文化力量。
此类治理术妨碍了人们把教育理解成在不平等权力关系、差异化机会和社会变革的不同资源为特征的多元语境内部发生的特定斗争的产物。托尼·本内特等理论家实际上是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流行于美国激进教育理论家中的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而已。①本内特认为，当政府机构将所有教学实践管制成一种麻痹的标准化形态之时，激进的课堂干预活动就会出现；同样，本内特认为，激进的教育家过分强调主体性，而忽视了制度压力的代价，信奉他称之为“有主体而无结构”(all agency and no structure)②的东西。然而这种批评很难探知或者突出学校在制度压力方面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决定性，并且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能力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之中形塑的。相反，本内特只是把方程式颠倒过来，即把自己的治理观当成是没有主体的结构理论。最后本内特得出了一大堆比他总结的激进教育家的缺点更保守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教育家的著作既没有质疑学校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带领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例如，本内特号召激进教育家采取更复杂、语境更特殊的反抗形式，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几十年前美国和英国教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理论论战。①归根结底，对本内特而言，激进教育学仅仅意在强调保守的管理技术，而不是教会知识分子参与政策改革。在这种犬儒主义哲学指引下，本内特很可笑地指出，文化研究只能在大学以内进行，但他拒绝分析作为这种研究的关键要素，教育如何才能更政治化。最后，本内特的悲观主义堕落到了比他指责激进教育家效法的自由主义更糟糕的境地。尽管本内特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职业化无动于衷，但又以“文化匠人”的陈旧隐喻来描述教师在大学中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令人吃惊的是，他通过为标准化考试以及知识技能的缺陷做辩护从而抵制民主课堂关系，而这种论调同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E.D.赫尔什(E.D.Hirsch)如出一辙。这种观点把教学简化成了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正如理查德·约翰逊指出的那样，它几乎没有论及教学是自我生产的方式，后者要求教师在知识和课堂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中有所创新。②① 我从Henry A.Giroux,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South Hadley,MA:Bergin and Garvey Press(1983)中，找到了上述争论的内容。
此外，他很随意地把激进教育规则，即教师将他们所讲授的历史、经验、理解与学生带到课堂上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描述为某种无批判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形式。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使知识更有意义，从而更具批判性和变化性，这种观念在本内特那里似乎是缺失的。
正是在反对当前对文化政治学的猛攻及污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在不同公共领域内可能发挥的作用的企图的过程中，霍尔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我姑且称为批判公共教育学方面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