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认为，文化为教育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承认我们如何学习、学什么,是与理解、表述及破坏的策略密切相关的。在必要之时，这些策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与或者转变那些形塑了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的机会。霍尔影响最为持久的一个贡献是政治教育化。他一再强调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多种方式，以及文化如何在诸如教育、政治或经济势力领域发挥其象征意义和制度意义方面上的作用。他鼓动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学是特殊表征、身份和主体形式领域的独特斗争的产物。在阐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过程中，上述斗争的紧迫性与相关性日渐清晰。霍尔是这样阐述的：通过运用历史资源，与其说语言和文化“是”(being)什么,不如说它们“成为”(becoming)什么:与其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不如问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代表的，以及这种代表对我们自己代表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①

霍尔认为，作为身份认同的斗争，公共教育学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场合之中，在散漫的形式和实践活动之内，差异、公民责任、社群和归属的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种特殊而明确的策略产生的。”②

这些策略不仅是围绕着意义如何理论化的问题展开，而且是围绕着近来霍尔称为“文化控制”③的潜在斗争展开的。霍尔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控制、管理和分配特定资源的斗争，这为个人或社会团体选择、占有和改变有关身份、欲望和主体的特殊观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对霍尔来说，文化政治学是资源管理和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但我们理解政治学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控制的实际方式为中介，也即文化实际形塑“我们的行为、社会行动、人类实践，从而在整体上看是人们在制度和社会内部行事的方式”④。我们理解政治学的能力还要取决于文化借助“差异边界构筑的潜在意义论域，即一种身份政治学”①的方式。简言之，因为文化为人们学会如何与自身、他人以及外在世界发生联系提供了资源，所以它是主体和政治的组成部分。

在霍尔看来，文化既不是放任自流的，也不是静止不动的。霍尔强调主张学习和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其贡献不仅在于承认文化是斗争的场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坚决主张文化工作者应该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深化政治意义，这种实践即是参与并挑战这些表征策略、制度形式以及权力技术，该技术是社会内部的权力、冲突和压迫的复杂游戏彼此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形成的。文化是权力不断变异、身份持续转换、主体通常对其环境知之甚少的社会领域。在这种语境下，主体既无法预想，也不可能总是各得其所，而是不断取决于协商过程。主体——人们干预和改变社会形式的能力与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新型民主关系、制度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场所并带来了希望。对于关注个人和社会团体分析维持支配性权力关系的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力量，通过斗争来改变这些力量的一切可行的政治观念而言，人们“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学的地位”仍然是起关键作用的。②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力量体现在它对表征对话和伦理对话的关注当中，而这种对话依据学习、主体、社会实践功能以及政治本身的特定环境而定。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文化充斥着政治学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文化不仅为知识和技能的谈判提供了符号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的资源，而且还提供了这种谈判的内容和语境。通过这种谈判，文化使人们能够从主体和可能性的立场对世界进行批判性阅读，尽管这种阅读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的。理解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关键在于认清表征、空间和文化制度在当今时代的变化本质。一方面，作为制度、新技术、实践和生产的复合体，文化是实存的，它已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极大地扩展了“可以传递的意义、信息和图像的范围、规模和种类”①;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信息爆炸标志着这样一种转向：假如不是把知识当成关键的生产要素的话，则是把知识看成产品的原始形态。在这里，文化既不是文本，也不是商品，而是“生产和权力斗争”的场域。②

文化作为首要的实体力量和知识论力量，我们应强调其作为改变身份和展现权力之场所的教育本质。在这一语境下，学习本身成为目的，不仅是为获得主体资格，而且是为了社会变革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