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危机中，严肃地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文化政治学以及与文化、话语和隐喻有关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试图说服读者的是，事实就是如此。借这个机会，我们不仅应该劝说人们戒除吃喝嫖赌等恶习，而且应该说服人们放弃政治本质主义的某种表现形式，放弃那些能让你在夜晚安然入睡的东西。

——斯图亚特·霍尔①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在文化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关系层面，霍尔著述颇丰，这种关系的构成作用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空间关系和历史情境中引发出来并作为调解的政治和教育实践活动。①霍尔反对对文化做狭隘的知识论分类，将文化视为对文本的独特研究或对品位的研究，认为文化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科和学术领域，正是因为文化权力的存在。②在这里，文化政治学将“对符号形式与意义的研究同对权力的研究合二为一”,或特指霍尔所谓“利用文化权力研究将符号过程嵌入各种社会语境及其层叠之中”③。在霍尔看来，文化是理解诸如意义、身份和权力斗争的核心概念。霍尔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广泛地涉及文化在政治角力方面的重要性，他囊括了从商品和作为商品表征的生产与分布及一直为人们所强调的对商品的管理和消费等一系列实践问题，该文化借助不同的权力载体来塑造各色身份及主体性。①

在把教育置于文化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中心方面，霍尔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同时，他的著作对于理解以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是进行文化批判的方式，而文化批判则是质疑知识生产的环境以及协商、承认或拒绝的主体姿态之所以得以确立的本质。霍尔还严厉而策略性地回应了针对教育与文化政治学的质疑，后者是由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②等观点迥异的理论家在美国提出的。这场争论的关键问题并非仅仅是如何看待政治，如何理解文化在变动不居、杂乱无章的行动与权力的物质关系中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我们该如何“探究使政治实践具有可能性的条件”①。对霍尔、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这样的理论家来说，文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和政治领地，是“权力在现代世界中的关键阵地与武器”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可以在其特定语境中理解，而这种特定语境只存在于它同更广阔的公共话语和实践的联系之中。当文化与其他场所、语境以及社会实践进行链接(articulation)时，这种特定语境的意义就会彰显。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指出，霍尔对文化与政治学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为教师们馈赠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公共教育(public pedagogy)概念。他的公共教育观将文化政治学定义为教育方法的一个明确原则。不仅如此，霍尔强化了教师在不同的场所和项目中所具有的反对派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以此来扩大维护民主斗争的可能性。霍尔认为，这种斗争不是预先设定的(predefined),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够发现并利用的政治伦理的义务：

为了理解[和改变]那些不断创造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严重反人道的事物，我们运用学术资源与之斗争，并在斗争的差异中求得生存。①

在论述霍尔对公共教育政治学的贡献之前，我将首先就近来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的对教育和文化政治学的攻击本身提出质疑。我还将指出，这类观点削弱了让政治更教育化的可能性，而这是更广泛的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激进变革的重要部分。霍尔的著作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重要的理论修正和政治修正。最后，我将指出，霍尔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我们这些认为教育是所有激进文化政治学的核心理念的人来说，文化政治学的发展是理解公共教育、高等教育等公共领域中的意义、权力和身份斗争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