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术界将“新族性”的辩论作为理论正统说法的一种形式，对此霍尔本人表示失望。在与戴维·斯科特的采访中，他曾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人们有时会误解我所说的话，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与我的分歧确实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多。”①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2006年6月举办了族性和身份研讨会，这场姗姗来迟的研讨会是“身份和社会活动”项目的一部分，霍尔评论说“新族性”对他而言：

是特定时期对范式的干预。这就是它的全部，这就是我所做的全部——在特定时期皈依一种范式，试着具体化或改变正进行中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更经常的，在特定的方面反对这种范式。阿尔都塞曾经称它为“将树枝弯曲(bending the twig)”一方面霍尔承认这个空间在微观层面上对“加深”理解的经验上的意义，但他又继续说道，来自社会正义和政治行动更广泛的问题方面以及当前危机的历史特性方面的混乱状态，使得这一工作的许多有效性和意义受到限制。

种族化的运动和表现与在局部、微观和更种族层面的族性和身份的其他的形式之间，以及从一开始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所谓种族化的世界的大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中，物质和象征性的资源的分配依旧严重不平等。如果你对此漠不关心，那你为何会生存在这个世界中呢?

自“新族性”干预后二十年来，霍尔一直坚持当前、千禧年之后时刻的新局势——庇护权的问题、新移民群体的种族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全球帝国主义新形式的兴起、反恐战争以及宗教身份的再次出现①——以及“即将出现并顺应这种潮流的其他人，用其他的方式将树枝弯曲，并尝试着将思考向前推进”。

21世纪的英国，“新族性”相对乐观的时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宗教—民族鸿沟以及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氛围。霍尔曾评论说，“我觉得事情陷入了困境。我不是不抱幻想地认为历史结束了。但我真的觉得……社会力量间的平衡严重与希望相违背。”②他从更为个人的角度写道，“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恐龙……构成我的政治世界和政治希望的参考点不复存在了”③。尽管如此，在他最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例如，“多元文化问题”④),和他在《英国多种族的未来》⑤中的指导意见，仍然清晰可见霍尔的思想力量以及他对于当代形式的战略性的干预力量——他始终能够保持弯曲树枝的能力。在这些文章中，霍尔重申了他最近作品中许多一贯坚持的主题——当代全球化社会中的差异共存问题、国家历史和公民的传统霸权叙述的错位问题、在中心的边缘人群“转变的”心声，以及日常生活在执行和取代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同时表现出来的还有他长期的对于权利、话语、社会不平等以及暴力的构成作用的关注，这些作用制约并扭曲了多元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差异空间产生的可能性。①因此，霍尔比较了1998年举办的“帝国飓风号”抵达的50周年庆典和1999年宣布的针对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种族主义谋杀的“麦克弗森调查”作为“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矛盾状态的范式”②。

霍尔的干预行动仍然是理解英国及其流散者的当代“种族”形成的有效手段，因为它们行使作用已经长达四十多年。尝试着最终评估这一工作的影响无疑是令人反感的、不成熟的，尤其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直有新问题和冲突出现，在这个环境中——正如莱斯·巴克的采访中有力地证明了——霍尔自己一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和先见之明的评论者。然而，霍尔一直坚持认为种族形成的历史特殊性，坚持其形成与其他身份识别形式的链接，坚持来自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文化与陷入更广泛力量的机构的不可分割性，这种很有见解的坚持保留了启示、挑战和激发的力量——最终照亮了这些黑暗时刻。

(李媛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