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关于种族的学术作品，在他的个人身份以及所展现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反映并定义了这些转变。当然，霍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在所有的社会进程中坚持了种族的内在性，反过来，将种族看作一个可以用来探索更广阔的结构的镜头，而不仅是反映它自身的一个“东西”,认识到这点很重要。①格罗斯伯格引用霍尔的话说，“我从来没有把种族和族性当成一种子类来研究。我一直从事于种族化的整个社会形成的研究”②。但是，根据这些提示，我们就可以大概确定霍尔关于种族写作的三个阶段：早期关于新移民“西印度”社群

和新兴的“第二代”的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任职时转向理论研究的阶段；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转向”,这个时期具有两个不同，但有关联的主题——英国黑人文化政治的转变和关于“新族性”的争论；以及后殖民和流散群体的理论化，尤其是关于加勒比的。

与大众观点相反的是，霍尔在学术上遭遇新出现的“西印度”群体的时间，比他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中开创性地干预早了十几年，并且形成于他参与新左派的时候。他本人评论说在这个形成性的过程中，“在那段时期内，我对于代词‘我们’总有疑问……我在新左派中确实处于一种流散的定位。即使我当时不写关于流散或黑人政治的东西……我总是从一个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英国政治事件”①。霍尔曾说，那个时期他以及其他人对阶级的主要关注，折射出他对“种族”的兴趣，“黑人事业，起源于种族的政治在……60年代中期之前都不是一个你能涉及的自主领域”②。但正如格罗斯伯格很有说服力地辩解道，霍尔的职业“一直是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③,从通过帝国主义和反殖民斗争的镜头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到早期的出版物，如“英国黑人”。

1967年的《年轻的英国人》以及又一次在1970年的“英国黑人”中，霍尔开始探索新到来的定居者的经历。他关注的焦点在随后的几年中(虽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定义了他的工作，他关注于在一个后殖民国家中，年轻黑人和他们的地位；关注移民和东道主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在《年轻的英国人》中，霍尔写道：

种族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种族关系是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受到存在于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之间的模式化的观念和信仰的整体所调节和影响……年轻的移民正在试图弥补英国和家乡之间的差距……属于他的部分身份是西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也有每一段新的经历都想拥有的“年轻的英国人”的身份……他必须学会通过某种方式来处理好他的这两个身份，使它们合二为一。但许多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的道路向他封闭了……返回的路也被封锁了，再也找不到前进的路。①

在这里阅读当时主要的“种族关系”范式②和困扰于“两种文化之间”[或许具有迪布瓦(Dubois)的“双重意识”的迹象]的青年黑人的想法时，总是让人觉得有趣并且有点惊讶的。但我们也可能看到霍尔后来开始关注于表征问题、驱逐种族主义者的行为以及他坚持认为属于新的国家的权利和必要性。他也关注年轻的黑人他们自己采取的反抗政策和所管理的机构：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我见过的年轻移民正转而求助于他们自己的储备……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一种自豪感和独立性，这是对他们适应能力、生存能力的一种称颂，以及他们决定不仅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家庭、祖国、文化、卓尔不群和成就致敬。③

正如刘易斯所说，这种早期工作决定了霍尔的思想特点与他后来的关于种族(关注“结合”和“偶然性”)的描写保持一致。前者关注于在特定的历史(以及空间)①定位中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社会关系的交集，②后者关注于身份构建和创造的过程。刘易斯写道，“这两个‘极点’在文化的领域内碰到了一起，对他而言，这是关于价值的斗争点——不仅仅是关于抽象的符号，也是关于生活经验的‘真实性’”③。

20世纪70年代霍尔对于种族话语的关键性的干预——合作撰写的④《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1978)⑤,关注“抢劫”和种族的道德恐慌，将这一兴趣发挥到了极致。该文预示了有影响力的《帝国反击战》文集(1982)⑥中的很多主题的文章也产生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篇文章有助于将研究焦点从同化、整合和“移民问题”转移到对话语、表征及其含义在引起20世纪80年代大范围黑人抵制运动而出现的“法律和秩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的认知。①虽然这是霍尔关于种族问题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持续的经验性的基础研究，但它反映出了与早期工作相比在方法和语调方面明显的转变，尤其是那些可能被称为理论转向的部分。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接触到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作品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关注的焦点明显是关于政府和媒体在制定国家和种族危机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此处的研究不是关于“种族”“黑人群体”甚至是“行凶抢劫”,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它们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标志性话语发挥作用的方式。②作者写道：

本书开始于“抢劫”,但结束于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它同样也写到了一个正在陷入某种特定危机的社会。本书试图探讨种族、犯罪和青年的主题——浓缩在“抢劫”的画面中——为何以及怎样也成为危机的链接点，成为它意识形态上的引领者。同时本书也谈及了这些主题在构建专制共识，作为一种保守的反弹中怎样发挥其机制作用：我们将此过程称之为缓慢地建立一个“温和的”法律—秩序社会。③

《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汇集了霍尔在不同领域的一系列的作品，并以这些作品作为文章写作的基础。例如，它是霍尔关于媒体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在1973年第一次将精华部分“编码和解码”起草成一份工作文件)的延伸，同时阅读本文和早期合编的《通过仪式抵抗》①会有很大的收获。《通过仪式抵抗》一文主要描写了青年人和道德恐慌，亚文化的形成和抵制以及从一个被“共识定义”的社会转变为由危机和高压政治所构建的社会。②它还是独裁的民粹主义主题、“新种族主义”批评以及将要描述霍尔下一步对撒切尔主义③和“新时代”④采取干预措施的“小英格兰人”民族主义表述的重要的(并且，之后看来，是有先见之明的)预兆。但这篇文章还代表了这个时期其他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有关种族理论化，最重要的是，衔接其他结构(关于性别，重要的是，关于阶级)而形成的社会性、历史性的结构类别。⑤从《种族主义和反应》(1978),⑥“种族、链接和统治下的社会结构”(1980)①和“葛兰西与研究种族和族性的重要性”(1986)②开始，霍尔一直关心着种族的含义以及在特定地方与种族相关的工作。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霍尔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从“危机事态”到“突发事件”④两个“极点”之间的显著变化。向文化和身份的转变在某些方面让人想到霍尔最早期关于主观性、机构和抵制作用的关注，也被认为是他思想的一个中断⑤,或被形容为是违背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因为它太欢乐、太后现代，也太非政治化了。⑥不过，霍尔思想中的这一时期是黑人身份和政治的思考以及执行方式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它反映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统一的黑人政治身份的瓦解，①同时这段时期的电影、摄影、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出现了新一代的黑人主体。霍尔形容这种转变为：从策略之战“身份政治”(1991)②到地位之战“差异政治”;或者是从“关系表征”到“政治表征”(1992)③。文化和族性是意义之争的领域，回归(转向)到文化和族性当然会让人想起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一些观点，认为亚文化是赢得空间的方法，尽管考虑到后撒切尔时代，在避开本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击的同时，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主体革命”的角色定义了这些“新时代”。除了主要关注英国外，这段时间内霍尔也关注了全球化、后殖民和流散问题，往往通过自传的形式重新审视他和加勒比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尤其是流散的观点，使得霍尔能够驳斥狭隘的、内向型英国身份说法的复活，同时与他个人的历史和学术之旅联系在一起。④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霍尔写了十几篇关于身份的文章，⑤其中大部分文章的主题是关于种族、族性、后殖民主义和流散的问题。

通过一系列计划性的干预——可能最主要是在“最小的自我”(1987)①、“新族性”(1988)②、“文化身份和流散”(1990)③和“后殖民时期什么时候到来?”(1996)④中，霍尔明确地、不可改变地转换了身份的思考方式，新的方式关注于不确定性、偶然性、主观性、多样性，关注于“变化过程”而不是“已经成为”,关注于差异和“延异”。就像罗克西·哈里斯(Roxy Harris)所说的那样，霍尔的干预措施激发了一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理论性地和经验性地去探索英国黑人群体复杂的经历和行为，并且激发了少数群体对空间的求索。⑤

然而，身份的这种观点不仅假定了理论性意见在任何纪律下都存在于学术界的状态，⑩它还广泛地影响了有关政策和政治话语，因为前首相、内政部以及种族平等委员会都宣称并庆祝了我们的多元化身份(通常以解决平等或社会公正问题为代价)。霍尔的干预措施中，消费和商品化的危险在这个领域中最明显和令人不安。另一个事实是，从排除其最具破坏性以及批判性(双重意义层面)的见解上来说，这项工作的普遍性已经被理解和应用。对这些作品的熟悉度以及作品中令人回味的短语——“没有保证”的身份、“无辜的终结”“渐变的过程”这些观点——已经变得陈腐甚至是老生常谈，虽然这些观点在霍尔的作品、政见和道德观点的更广泛的背景和文本中被反复提及而变得混乱了。①一方面坚持心理学和自传体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坚持历史和政治方面，从重要的途径打开并确定了身份问题的研究——“身份形成于一个不稳定的时期，那个时期‘不可言说的’主观主义故事碰上了历史、文化的叙述”②。正如卡比在她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有力证明，这是一个不安的、暴力的、寂静的、挣扎的空间，而不是一个享有特权、权威言论的状态。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