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深刻的变化感兴趣,但我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为证明某个政治观点而短期改变。要指出其中的复杂性、模糊性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学术使命。
——斯图亚特·霍尔
1994年4月在拜访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大学老友时,我参加了为纪念科内尔·韦斯特(CornelWest)的(短暂停留的)哈佛之旅而举办的“种族问题会议”。那次会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非裔美国学术名人荟萃的盛会:除了韦斯特本人,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曼宁·马伯(Manning Marable)、帕特丽夏·威廉斯(Patricia Williams)以及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均应邀出席。在公开的小组讨论结束后,大家便开始进行提问和评论。第一位发言者穿过拥挤的观众走到麦克风处,很平静地介绍了他自己——“斯图亚特·霍尔,开放大学”。房间里顿时掌声四起。这是我见过唯一的一次,某个人仅仅只是说出了他的名字就得到全场的起立鼓掌。当我事后向科内尔·韦斯特提及此事时,他告诉我——“克莱尔,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都是读着斯图亚特的作品成长的,没有他我们不可能相聚在这里。我们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斯图亚特·霍尔在过去四十年中对于种族和民族研究的形成领域所做的贡献非常巨大。无论是他的个人经历还是作品,霍尔一直是英国、美国、加勒比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学习的典范,他开创了关于种族、政治、文化和身份思考的新途径。他通过创作有关种族和阶级、种族和国家主题的作品,从著作《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1978)①中影响深远的干预措施,到最近他关于“新族性”和“差异政治”的理论,霍尔重新定义了种族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在《纽约客》杂志中称斯图亚特为“英国黑人关于英国黑人研究的重要理论家”②,而玛雅·雅吉(Maya Jaggi)发表在英国《卫报》上对霍尔的深入访谈(2000年7月8日)中仅仅称他是一枚“黑色符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英国动**不安的一个时期,当时情景喜剧《爱你的邻居》中展现出的日常随处可见的种族主义,是对种族关系进行评论的顶峰时期。当时电视上能够看到的仅有的一些有色面孔是鲁道夫·沃克(Rudolph Walker)(在《爱你的邻居》中)、阿特·马利克(Art Malik)[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的国王怀旧盛宴《皇冠上的珠宝》]以及周末下午茶时间的游戏节目《黄金进球》中的鲍勃·蒙克豪斯(Bob Monkhouse)的助手艾依莎(Ayeesha),当然对于我们中许多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斯图亚特·霍尔在公众场合的出现——不管是在深夜BBC 2套的开放大学课程,又或者是他面对一系列新闻媒体参与到有关种族问题的辩论中——给予一代英国黑人和亚裔英国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无可厚非地被贴上特定的标签(虽然霍尔本人可能并不承认这种价值)。他作为学者,以及作为其他人,尤其是少数族裔、学者、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事业的“推动者”①,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将种族和族性研究认定为一个合法的(后来是核心的)研究领域以及在重新定义其决定因素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例如,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任职的这段时间(1968—1979)不仅见证了《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出版,也聚集了一群致力于推翻传统的种族研究方式的学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国反击战》合辑①,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兹尔·卡比(HazelCarby)以及约翰·索罗莫斯(John Solomos)也参与其中。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斯图亚特·霍尔不仅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有时也是反对性的)概念性框架和新观点,同时也指明了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怎样做的方法。对我而言,黑兹尔·卡比的话在她唤起这一问题的同时,引起了一种强烈而复杂的感恩意识:
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出版物和讲座中体现出来的无比丰富的思想、政治见解和历史研究范式,指引了我整个学术和社会活动事业,使我少走弯路。霍尔政治上的贡献、愿景,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和学术的一体性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础。
近年来,涌现出大量研究霍尔作品的出版物,尤其是关于他对于文化研究发展所做的贡献。②但关于霍尔的种族和族性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作品却少之又少。也许部分原因是霍尔的作品本身采取了一系列短文的形式,更多的是基于话题和演讲,而不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理论性评论——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曾评价说“与其说斯图亚特是写书的作者倒不如说他是进行干预的作者”①。霍尔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在当前问题——他称为“当前危机矛盾的、冷酷的根基”②——关注这个领域里需要干预的策略。斯科特继续说道:“一个很能理解霍尔思想的人,总是思维敏捷,站在他的角度思考,自言自语,保持与他步调一致……因此,你不可能正好在你几分钟前离开霍尔的地方找到他,他也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同样的观点。”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霍尔坚持认为理论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盒子工具”④,是问题开放和理解的途径而不是终点,因此,必然是变化性的。⑤格罗斯伯格(Grossberg)引用霍尔本人的话:“这可能是一个看似松散的,但并非不严谨的理论性的工作。它总是与一个具体时刻的细节相关联”⑥,而斯科特形容霍尔为“当代卓越的理论家”⑦,将理论作为工具的观点也许反映在霍尔自己的作品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获取了这些理论性的见解,并且将其应用于我们经验性或者概念性的日常工作、空间和问题中。虽然这导致了创新和重要的工作,将霍尔的观点应用于新的时代、地点和公民,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已经没有了原初观点的深度和复杂性,使它们简化成一种观点速记形式或者一种方便的、再三演练以及重复的警句形式,用以代替枯燥的分析——更像是商店里的橱柜而不是工具箱。克言·托马斯李(KeyanTomaselli)曾这样评价:“虽然霍尔的作品在全球的影响力已经很令人震惊……但在我们团体学术实践中仍时常有霍尔‘被消耗’掉的危险,他的作品被用作可以引用的引言和被投机的概念并合法化,他的观点被视为给予而不是被不断地检验、参与和应用。”①
本专辑很重视霍尔作为一名种族和族性理论家所做的贡献,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他的作品,通过他的作品来审视当前危机不断变化的形式,以及思考霍尔作品中所阐明的历史、空间及个人的具体特征。本专辑涉及的文章通过对霍尔作品的回顾形成了当前研究领域的重要场域,并且开辟了新的议题。他们在致谢中承认,我们很多人在个人及学术方面都应该感谢斯图亚特·霍尔,想要改变他的作品越来越商品化的格局,并深入思考他所提出的挑战以及他通过何种方式来“照亮黑暗时代”②。本专辑特意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分析霍尔关于“种族”的作品。我们在肯定这么做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希望能从其他新的角度阐明霍尔最具有挑战性的(可能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干预。从研究霍尔的这些文章的类别看,虽然反映出对霍尔作品的关注必然是全球范围的,但投稿者主要是来自英国。这些文章既回顾了记忆、国家和归属的问题(卡比),或者文化研究缺乏的问题(哈里斯);也展望了网络中“新族性”的出现问题(帕克和宋);或者以一种独特的角度评价霍尔早期的作品的重要性,从而理解南非的种族“政治神学”(戈德堡)或理解当代的城市(基斯);并以谈话的形式阐述后殖民主观主义(纳拉扬)以及身份/差异政治(圣·路易斯)的观点。作者们还将霍尔的研究范畴从早期明确的关于葛兰西、“种族及其相互联系”(戈德堡)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哈里斯)方面的贡献延伸到最近关于“新族性”(圣·路易斯、帕克和宋)、民族、流散和身份(纳拉扬、圣·路易斯、卡比)、多元文化(基斯)的评论,以及不同年代深受霍尔思想影响的学者们。
该引言的其他部分试图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和全球视野下对斯图亚特·霍尔本人及其有关种族和族性的作品进行定位。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曾在他2003年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一书的致谢部分评价说“这本书中的斯图亚特·霍尔即是我眼中的霍尔,充满了我在研究他作品过程中对这个仍在世作家产生的偏爱”①,但同时很多人会发现很难在一个精神匮乏和浮躁的背景下捕捉到罗杰克笔下霍尔的影子——任何一个哪怕只是从一个小的方面来理解霍尔的人格和作品主旨的人都会认同这一评论。我对霍尔作品的研究对形成自己的作品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在此之前,作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成长于80年代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英国少年,在很多方面我的成长过程都深受斯图亚特·霍尔的影响。他关于街头犯罪的种族化文章以及后来关于“新族性”的——表征和经验,结构和代理性的文章,构成了我自己作品的决定要素。这些个人和知识方面的经历毫无疑问对本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便是我心目中的斯图亚特·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