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斯图亚特·霍尔是被邀请到“种族问题”大会上发言的为数不多的非美国人之一，这足以体现出他的国际声誉及其作品的影响力。或者事实上他是对美国“种族”问题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少数英国学者之一——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他拒绝在任何时间移居美国，对此霍尔本人更愿意称为是“从边缘而不是中心来看世界”①。毫无疑问，霍尔的声誉和影响力是可以穿越国家和学科界限的，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致力于研究他的学术贡献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霍尔从开放大学退休三年后，他的学生们于2000年出版《没有保证》文集向他致敬，显示了霍尔在文化研究、媒体和电影研究、黑人/种族研究、后殖民研究、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和教育方面的贡献不仅覆盖了英国和美国，也辐射到澳大利亚、加勒比地区、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台湾、墨西哥、南非。①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图书馆网站(www.mona.uwi.edu/library/stuart_hall)列出了从1957年到2004年的317篇(公认不完全统计的)独立出版物，这些书目反映了霍尔职业生涯的广泛性——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到后来《新左派评论》②的编辑工作，再到公开大学教学资料的编写，以及出版杂志文章、采访和书籍，在学术界甚至超越学术界以外，提出了批判的学术干预。主题范围包含从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0)到“八卦专栏世界”(1967);从“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笔记”(1974)③到《通俗艺术》(1964);④从《年轻的英格兰人》(1967)到“英国黑人”以及从影响深远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1978)⑤到形式多变的“新族性”([1988]1992)。

粗略地扫一眼这个书单就能知道霍尔作品的确切特征——兼收并蓄，包含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偏爱合作创作以及短暂的、批判的干预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努力，①致力于教学事业，并将学术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中。政策和政府文件表明了霍尔在学术界以外的声誉，以及他长期以来对社会变革的参与——从1967年(为英联邦移民国家委员会所著)的《年轻的英格兰人》到2000年影响深远的(为拉尼美德基金所著的)《英国多种族的未来》②——这些书籍的重印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证实了这些干预措施在各个时间和空间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一网站还列出了1982年到2003年间的129篇特邀讲座和会议论文，从剑桥大学到西印度群岛大学，从英国电影学院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艺术委员会到夏灵基市市政议会——这个列表体现了霍尔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声誉。③它甚至没有列出霍尔无数次在新闻报刊、广播和电视节目中露面(从BBC的电视节目《新闻之夜》到电台节目《荒岛大碟》),这些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他在英国乃至国际上家喻户晓，并且使其成为英国少数的真正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我认为第二个角色在霍尔作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常常被忽视，①但它对理解霍尔的学术选择和他更广泛的重要性起着重要作用②;它表明了霍尔坚持认为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可分割，③坚持认为十分有必要将思想观点向尽可能多的观众传达并且鼓励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这就是亨利·吉鲁(Henry Giroux)所说的“批判公共教育学”(2000)。正如霍尔本人在2006年与劳里·泰勒(Laurie Taylor)的一次访谈中评论道：

我是一个智力上的悲观主义者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我真的认为你需要分析你眼前的事物，并试着去了解他们是怎样的，而不是你希望他们成为怎样的东西。然后试着找出改变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成可能。对，这就是我的策略。

自相矛盾的是，鉴于斯图亚特·霍尔影响力和声誉范围，他同时也是一个“古怪的”英国学者[误用保罗·吉尔罗伊的令人回味的短语④]。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学术构架和写作风格最初形成于牙买加的英国化殖民教育体系，接着在多文化的后殖民英国时代，经历了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霍尔对自己的定位主要是在这个特定选择的民族和历史背景中——对此他称之为“我们的岛国故事”①,或者，更讽刺一点说，是“在野兽的肚子上”②。他作品中反映的焦点在“这里的问题而不是那里的问题”③,无论是撒切尔主义的兴起、新工党的失败④还是“英国多种族的未来”⑤、英国左翼政策变化引起的担忧问题。将霍尔定位为英国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毫无疑问地巩固了这一声誉——这一定位表明，近年来出版的关于霍尔作品研究的三本英国书籍都以定义霍尔的重要性为起始，并以此结束；⑥而格兰特·法雷德(Grant Farred)形容斯图亚特·霍尔为“文化研究的化身……政治上被普遍神圣化(地方性政治化)的代言人，走在身份政治研究最前沿的通俗的理论家”⑦。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种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关系——霍尔领导下的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全球扩张——既是霍尔国际性声誉鹊起的基础，同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主要局限性所在。例如，罗杰克(2003)写道，人们曾批判霍尔“时髦”①“潜在的狭隘”②以及“对英国问题的执着”③——对此，罗杰克本人则含糊其辞地称为“‘英国性’问题”④。当然，可以说文化研究来自三大思想家及其文本，霍尔称之为“驻足不前”⑤——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1958),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的《文化和社会》(1958)和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这些作家和作品像霍尔自己一样主要关注英国文化的观点，虽然是从边缘的角度。⑥但霍尔与“英国性”的关系却存在固有的矛盾：正如他告诉陈光兴教授的那样，“由于接受过殖民地教育，所以我内心里了解英国。但我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英国人”。①

霍尔1964年来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值理查德·霍加特任主任期间，1968年霍尔接任主任一职后，果断地调整了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这一转变中，罗杰克引用理查德·霍加特“简洁”的观点，使得文化研究“更政治化也更理论化”,②当然，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影响也为文化问题向权力、争斗和抵抗话题的开放提供了重要途径。虽然中心许多工作的重点是关于阶级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通过仪式抵抗》,1976),③但往往有关性别④和相对不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话题也被痛苦地打开了。⑤不管历史存在多大的争议，霍尔的存在，以及他和英国性观点之间存在的含糊不清的关系也挑战了文化研究的民族界限，同时也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巩固和全球化发展开辟了道路。①保罗·吉尔罗伊曾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进行过评论：

“斯图亚特是第四大人物；他的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形成、移民经验以及对种族研究的关注从不同的侧重点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批判性的理解。”②对此，霍尔在采访中告诉巴克(Back),“文化研究源于我与那段经历相妥协的斗争，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在其他地方，霍尔同样也表示，“在思考我自己的身份过程中，我意识到这始终取决于你是否是一个移居者这一事实，取决于你其他方面的不同之处……殖民地问题往往就是‘其他某些地方’——双向边缘化、流离失所，而不是取决于他/她在哪里，或者从何说起”③。

这种总是“其他人”的感觉，也许可以定义和解释霍尔整个学术生涯中，一贯的关于国家和归属感观念的特征。事实上正是这种为了争取获得民族身份最基本的要求——在民族幻想中为“其他人”找到一席之地的愿望——将他早期关于移民的研究与他对于撒切尔和“新时代”的批判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给他在《英国多种族的未来》①报告中饱受争议的“重新思考民族的历史”的说法和他对于“多元文化问题”②的分析提供了动力。他面临的挑战一直是如何“将边缘问题写入中心处，将外部问题写到内部去……‘我们的岛国故事’一个更为全球化的版本”③,是“用一个更深刻的包容性方式”④来重新想象英国性，以及坚持认为帝国和流散的历史在民族中心形成中的重要角色——犹如将糖放入一起搅拌。⑤从他出生地到移居地，这种错位的感觉贯穿了霍尔作品的重要部分：他评论说，“正是那种流散经历，过多地体验了流放和迷失之感，但足以领悟一种始终推迟‘到来’的难解之谜”⑥。这使得他非常热心地关注第二代英国黑人被驱逐后得到认可以及他们被赋予的权利感。霍尔在“最小的自我”中写道：

我一直深感不解的是，如今年轻的黑人被边缘化、被隔离分化、被剥夺选举权、变成弱势群体并被分散开来。但他们看起来似乎也拥有这片土地。尽管万物都有它的中心……他们也以某种方式在这片土地的中心位置上占有一席之地。①

对于文化和想象的、多元的所处身份的关注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个人以及学术上的定位：霍尔后期的作品(从“最小的自我”往前)②富有启迪性地将个人、政治以及学术相互联系在一起——“起先，我认识到文化是很主观和个人的东西，同时又是你生存的结构”3。霍尔最新的关于流散问题的探索也是很吸引人的，为他调和多方面的分歧提供了空间，这些分歧有时对立，有时又相互影响，尤其是反映在他和他家乡牙买加之间的曲折关系上——“我现在能将它写出来是因为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漫长的旅程的尽头……我花了五十年的时间回到家乡……这是我无法占有但我必须学会占有的地方”④。霍尔深刻地评论道，“我渴望过一种类似本该可以过上的生活”⑤。因此，2004年西印度群岛大学以斯图亚特·霍尔的名义①举办的国际性的会议是很合时宜的，该会议汇集了英国、美国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学者，庆祝“本土学子回归”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