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斯图亚特·霍尔离开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到开放大学任职。20世纪80—90年代，霍尔在开放大学继续着自己的研究，直到最近才从社会学系主任岗位退休。在此期间，他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是《艰难的复兴之路》,霍尔认为这本散文集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治和文化生活历史性的转折点”②,就是70年代中叶转向右派以及随后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978年至1988年。从“中心”到霍尔的以葛兰西为基础，保守民粹主义分析的灵感来自撒切尔是他的论点，即围绕种族和英国风格的问题，撒切尔设法在“人民”中建立假想的团结感。因此，尽管英国的“民族文化”在一段时期已经受到了帝国主义衰落、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转型的威胁，但是霍尔认为撒切尔通过“一种范围更窄的，但是比以前更坚固的定义”可以重新定位英国风格来探索身份危机。①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霍尔对种族、文化和身份的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即将研究重点由英国风格的霸权结构所代表的边缘和消极的种族以及黑人转向一个相当不同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将族性而非种族视为优先研究对象。不是将族性视为“其他”,霍尔争论道，在当代社会环境下，诸如英国作为族性和文化身份的先驱或中心的情况下，是什么代表了每天的经验，例如，在首次发表于1988年的文章中，霍尔宣称移民现在已矛盾地成为“现代体验的代表”②。在他的新时代作品和其他著作中，他继续认为西方社会的社会生活和差异属性的日益复杂已导致普通人身份的扩展，并为新的身份政治开辟了空间。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化争论站点，这种身份先驱的标志之一是“族性的意外回归”③。然而，与在英国身份危机的保守辩论中通用的传统种族和民族观念不同，霍尔劝告左翼转向支持他当时的“族性的新形式”④观念。对霍尔而言，“更多元化的族性观念”可能是“反对被包围的、霸权的英国风格。在撒切尔主义之下，稳定地占据政治的主导地位和文化话语权。

并且因为是霸权主义，作为族性它并不代表自己”①。对族性而言，这样的方法在展现英国性中发挥了作用，“毕竟是种族身份一个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形式。它在一段具体的历史中有着一席之地……它存在于有关领土，国内，国外，远在天边，以及近在眼前的一整套概念中”②。

霍尔认为，虽然英国性一直被建构为连贯和“自然”,事实上，“它总是与差异进行着协商。为了呈现出它本身作为霸权实体，它总是要吸收所有的阶级、种族或性别的差异”③。因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家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解散揭示了英国性的建构性质。反思英国身份过程的中心是流散主题的身影，这一身影的位置在致力于常规和独一无二的“统一”文化前景和族性之间。正如我曾在这篇文章里指出的，这一身影在转向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霍尔的作品重新转移到在全球化的框架中，强调在种族和身份的本质上去中心化的英国文化研究，在这些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样反映在黑人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的流散作品中，例如，保罗·吉尔罗伊1993年出版的《黑色大西洋》一书，试图与“具有如此多现代欧美文化思想特征的离散国家动态的教条主义关注”①做一个彻底的决裂。然而，我一直认为，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就被锻造出国家和跨国影响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全球化的或流散的身份。正如比尔·施瓦茨指出，在全球背景下将文化研究重新语境化将面临某些危险，危险之一是文化研究由以生成的具体的社会情境被简化为僵化的空洞抽象。相比之下，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做的是保持一种明确的、英国文化研究由以出现的英国化语境，同时努力寻找一种“对本地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被建构更加敏锐的觉察力”②。

作为英国黑人知识分子的领袖，斯图亚特·霍尔扮演了特别有用的角色，可以通过他的角色来重新定位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更具想象力地去思考允许文化研究和与其相关领域研究作品出现的历史条件”③。特别是把文化身份置于跨国政治的广泛背景下，通过将英国新左派的关注点重新语境化，霍尔的传记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复杂化了基于对英国文化研究形式的传统阶级式解释。然而，在关注文化身份问题上，我已经寻找到了问题化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出现在参与的边缘性上。相反，这篇文章提出的是关注紧张和矛盾的流散框架，这些经常将霍尔的生活和职业标记为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英国黑人知识分子。在这里所提倡的流散概念拥有一种存在于和穿透各种身份文化之间的功能。换句话说，通过流散镜头解读英国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这项学术事业为什么,以及如何与全世界许多类似的思想运动和团体相关联，并且被他们所接受的途径。

(乔茂林译 李媛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