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理论家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理论转向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时刻。例如，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tz)认为，与“理论”的相遇，特别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涉及戏剧性的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远离其最初的关注点“生活经验”的意义，转而关注日常生活文化和更广泛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①同样，科林·斯帕克斯构建这一理论的时刻，是从更以人为本的文化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方法，转变为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②

在科林·斯帕克斯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叙述中，20世纪70年代在霍尔领导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是由排除其他方法、注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的。当然，在他的一篇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遗产的文章中，霍尔似乎充实了这一单一解释，他描述了70年代女权主义和以种族为基础的，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中断为契机的理论方法的出现。③霍尔也承认，虽然他和迈克尔·格林(在霍尔支持下他于1979年成功继任中心主任)知道日益增长的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并试图将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吸引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①当女权主义最终“中断”了在中心的身份言说，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完全先入为主的父权主义的权力并且认为女权主义已经将其否定了”②。此外，在关系到作为需要被理论化的中心社会类别的种族前景问题上，霍尔指出：“事实上让文化研究把自己的日程放在关键的种族问题和文化政治问题上，本身就是一场深远的理论斗争。”③

然而，在提供了文化研究发展的流散解读问题上，我建议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阅读多样的理论轨迹，这些多样的理论轨迹在此期间，相互影响和“中断”彼此。这种方式的目的是将他们视为一种更宽泛斗争的一部分，这一广泛斗争就好比对于英国文化的身份正在接受来自多方面挑战的广泛关注。此外，霍尔本身曾经一度反对这些中断的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态度，提出流散主体的多种移民经验，在这种情景下，这些主体被要求既看作是压迫人的族长，也是种族上被标记为低等人的身份。我建议，这只是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在寻求与智力搏斗的一种复杂经验，从这个角度解读，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标志着试图与社会构建主体的矛盾达成妥协。

正如保罗·琼斯(Paul Jones)注意到的关于当代文化研究的关键文本，如《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1978)的讨论，该中心第一次集体创作、系统处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英国身份的种族主义结构角色的作品，这些作品“已经不纠缠理论的抽象，而是去切入流行的/知识界的和政界的共识”①。虽然文化研究往往被描绘成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再到“理论的清晰”的过程，但琼斯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叙事不那么关注有能力充分阐述其利益程序的持续力量，和那些仍然积极介入政治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及其意识”②。

和琼斯一样，我提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对欧洲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敞开怀抱的历史。正如霍尔本人也评价说，新左派和随后文化研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问题，一个困难，一种危险，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此外，霍尔“遭遇与马克思主义”的案例“需要一个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尚未完成的争论”③。该中心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方式，具有通过在解释模型与当代英国社会文化关系复杂性之间的关系的沟壑意识的特点。比如，被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吸引，是因为其意识形态产生的相对自主的概念能够远离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纯粹表达的文化模式。然而，阿尔都塞主义本身被限制，这种限制是由于它将文化领域视作一个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纯粹领域，允许争论或反对的空间是非常微小的。

葛兰西特别是他复杂的霸权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些更为严格的出路。在葛兰西权力模式中特别关键的是，霸权属于一个历史性阵营的概念，其代表了一系列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盟。意识形态的主体预先假定“拒绝一个预先给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的主体的任何想法”的认识，取代了“所谓‘主体’的身份和层次的多样性的组成”①。当阶级开始被社会不平等的女权主义和种族为基础的解释挑战时，我想要进行阐述的是霍尔的葛兰西主义转向不是阻止在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转向，而是强调文化身份政治的转向。

比如，虽然文化的女性主义批判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内出现，被描绘为由马克思主义者主宰机构中断的时刻，对这一刻的另一种解读可能是一个将性别引入争论的引导，这个争论是关于文化交互和扩展到葛兰西主义关注与构思的作为矛盾和社会建构的社会主体。这并不否认，女权主义的到来，特别是1978年《女性问题》的出版，代表了对男性主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机构和学术政治的一项主要挑战。②霍尔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伴随着一些其他要素，他最终在1979年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去往开放大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同时作为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与中心的资深家长式人物是困难的。①不过，正如安妮·保罗萨摩所指出的，其他各种比如拉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版本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妇女问题》中，为推进对“性、性别和社会关系组织的阶级的接合理解的发展”②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于推进文化身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种族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的出现。虽然中心关于亚文化的一些工作已经触及种族问题，但是《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出版是对种族问题的第一次系统性处理。基于一个特定的事件，即三名种族主义青年于1972年在黑人主宰的伯明翰汉兹沃斯区域抢劫一名男子，因而遭到极端监狱审判，《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对具有20世纪70年代特征的英国政治共识的崩溃，及其通过英国内部围绕黑人犯罪问题产生的一种“道德恐慌”,从意识形态上来处理共识危机的方式，试图提供一种更广泛的分析。鼓励分析传统工人阶级的主题，比如工作、名望和民族性，作为同样的能指去建立一个跨阶级的共识，这种解释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可以找到依据，证明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作为一个历史的特殊的进程，该进程依赖于锻造与以往社会群体明显不同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集团或联盟。更具体地说，它表明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并不是某个特定的进步政治的附属品，而是可以作为本质上的保守派进行鼓励，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以结构的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独裁共识”。

此外，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分析也说明了围绕英国身份的种族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因此，这也说明了，围绕后帝国时期的英国文化和身份问题的内部紧张正在加剧。正如霍尔曾评论过的那样，《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出版“代表我自己的理论和学术工作以及该中心的决定性转折”①。在这个意义上，他认识到在霸权斗争中社会同类比阶级扮演的角色更为常见，同时也迈向对当代英国的“黑人”和“英国性”问题的相互交织的基本性质的一些理解方法。通过于1982年出版《帝国罢工的回归：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一书，这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本书是由一群最新出现的黑人知识分子，包括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翰泽·坎拜(Hazel Carby)和帕瑞提哈·帕玛(Pratibha Parmar)共同写作的，充当了分散一群黑人活动家、艺术家和遍布全国各地，但特别集中在伦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批评家的催化剂。

通过对20世纪80—90年代的英国“流散群体的文化政治”的轨迹描绘，卡波纳·莫瑟认为，《帝国反击战》一书的出版和一些在80年代早期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种族主义的批判，“看到了通过集体活动聚集的重要大众，在80年代中期，他们的紧急议程开始影响围绕黑人代表关键主题的公共机构”①。我们看到，这些发展随后在保罗·吉尔罗伊的独特并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是第一个自觉的黑色英国文化研究文本的著作《没有黑色的英国国旗》(1987)中，称为黑人文化研究领域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