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以后，霍尔在伦敦大学教授电影和大众文化研究，同时——与帕蒂·汉纳(Paddy Whannel)一起——出版了开创性的作品《流行艺术》(1964)。霍尔和霍加特创立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如果说牛津大学似乎是一个新左派发展的不同寻常的站点，那么伯明翰大学的英语系发展(沉浸在一个隐式的阿诺德精神中)也许是一个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场所，有关质疑支撑阿诺德精英文化观的人本主义价值的领域在此出现。根据霍尔的记载，英语系任命霍加特为教授，也许并不出乎意料，但令人感到沮丧的是，霍加特宣布了他继续进行工作的意图，这个工作开始于他的《识字的用途》一书，研究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经验的影响。①霍尔指出，英语系实际上拒绝资助任何此类研究，这迫使霍加特用他自己经费去聘请一个大学研究员以建立和维护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人就是斯图亚特·霍尔。

因此，虽然该中心位于大学院系内部，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处于大学结构内部相当边缘的位置，不过这个身份在许多方面允许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成为一个可能比在学术上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代理机构，而非去发展历史学、英语和社会学中更为根深蒂固的学术规则。该中心的项目在大学中的待遇是临时的，这意味着虽然有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面临被关闭的威胁，这一点不像其他学术部门，但是它不是被迫维持本科课程，因此，能够引导它的许多资源直接进入当时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构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文化生活大型的和众多创作的批评中，现在已成为“伯明翰学派”方法的代名词开始出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该中心的第一个十年以寻找适合于英国文化生活的理论组织为特色，这个进程见证了文化研究与新左派主要依赖于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新左派评论》,主动承担了翻译当时尚未有英语版本的欧洲文本的艰巨任务。当霍尔1962年辞任主编，该杂志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领导下改换为更为具有传统学术色彩的期刊，它不太关注霍尔倡导的社会运动问题而去关注更广泛的理论问题。然而，正如伊万·戴维斯指出，尽管存在这种关注焦点的转变，该期刊仍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新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果将欧洲理论的焦点带入被视为停滞的英国知识分子文化关注中。①对于霍尔而言，新左派内部

的第二次“突破”对文化研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他最近提出，“如果没有那些‘欧洲文本’[即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和随后的葛兰西的翻译作品],在学术界内部不阅读这些文本，那么文化研究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项目：它无法生存；它也不可能成为在自己方向内的学术领域”②。

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评论》帮助新左派转而专注于重要政治理论，70年代，看到了更广泛的批判文化的发展和制度。因此，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8年至1979年霍尔是该中心主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该中心的那些人们不再是孤单的声音，因为在70年代他们也看到了以新左派为导向以其他一些大学为基础的部门和研究团队的形成，以及批判性的系列左翼期刊如《荧屏》(Screen)、《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男/女》(m/f)、《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和《女性瘾者》(SpareRib),以及默林出版社(Merlin Press)、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收获者出版社(Har-vester)等左翼出版社的出现。③

这个左翼知识分子思想的广泛制度化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大量作品的出现，这些作品试图利用欧洲“大理论”去开辟一系列特别是关注英语文化的问题和讨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提出了关于英国自身地位的问题。显然，这种自我反思转向“国外”的理论，部分反映了各种“局外”的重要人物对英国知识文化的逐步渗透，这种面向欧洲的在英国知识界内部的转向，也可以被看作是作为整体英国身份更广泛转变的代表。特别是，这个时刻可能被视为标志着英国曾经的帝国君主身份和企图通过制造(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日益一体化的欧洲的联系，来维持自身作为一个“仍然是重要的、中级力量”的最终瓦解。①

然而，英国左翼的开放扩大了对全球更多的影响力，明显比英国外交政策的功能更能反映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经历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革。特别是，这个主流进程对生活在70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政治和方向的影响之一是，从6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迅速扩张。不仅是英国的学生人数从1960年到1967/1968年期间翻了一番，而且其构成也变得更为多样化，大量的女性学生和英国出身的黑人学生出现。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使得自己的目光移向英国知识分子传统以外的欧洲的文化和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