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革，英国传统左翼机构内部也遭受了一场等效的意识危机。正如伊万·戴维斯(Ioan Da-vies)所指出的，这场危机本质上是由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英国(连同法国、以色列)参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给英国左翼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以重大打击所造成。③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时期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民族社会文化变革，其左翼政治体制正在经历激烈的自查过程。这个社会和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时代，给霍尔和其他独立的左翼政治家提供了一个为英国左翼设想另外政治路径的机会，这种路径位于“中心的共识政治”①和斯大林主义的过激之间。

乍一看，牛津大学的经历，不大可能是霍尔设法超越传统政党政治的左翼政治运动的背景之一。霍尔所描述的20世纪50年代的牛津大学是一个被垂死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一个“意志琐事”(由怀旧般的尝试重新在校园里创造的一种故园气氛)所统治的地方，几乎没有显示出有利于激进思想产生的背景。正如霍尔评论道：“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个从教育和文化上重建英国阶级体制的过程中。”②然而，“局外人”如霍尔(以及许多英国出生的“奖学金男孩”)参与形成了各种各样新左派俱乐部并出版了新左派杂志，从而背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和政治的关注焦点；1956年的事件导致了两个期刊，《大学与左派评论》(ULR)和《新理性者》(NR)的合并。

《新理性者》最初由汤普森等人编辑，在更加传统的共产党左翼圈子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社会主义政治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大学与左派评论》由斯图亚特·霍尔、查尔斯·泰勒(加拿大人),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和加布里埃尔·皮尔逊(Gabriel Pearson)(两人都是犹太人)①主编，涌现出的牛津学生抗议运动并没有与政党相连接。霍尔回忆，这两代左翼政治之间的分歧与显著的地域和阶级差别如出一辙。更具体地说，《新理性者》总部设在英格兰北部，和农村工人阶级群体有着重要联系，而牛津/伦敦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新左派者”更倾向于与世界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结盟，要么成为中产阶级，要么变成“向上移动”的力量。正如霍尔所承认的：“作为一名殖民地居民，我当然更本能地熟悉社会匿名都市文化，虽然我对《新左派评论》缺乏与非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生活系统的联系感到后悔。”②

霍尔对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的矛盾感情，在一篇1958年发表于《大学与左派评论》中，题为“无阶级感”的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霍尔描述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而有一些留恋工人阶级群体团结的怀旧色彩，与此同时，提供了一些差异和身份政治的早期洞见。正如霍尔所评论的：“像老工人阶级群体一样团结，他们经常需要防御或攻击其他群体、其他国家和种族群体、‘同性恋者’群体、‘格格不入的怪人’‘奖学金男孩’,有时甚至是好战分子。”③

因此，当阶级政治继续主导左翼政治文化，霍尔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英国文化本性的日益断裂敏感起来，并且在推动传统英国左翼政治的边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尝试使得左翼与当代英国更为密切相关，见证的大事件如1960年《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合并形成《新左派评论》(ULR),后者(在头两年由斯图亚特·霍尔主编),反映了一个对于左翼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正统的《新左派评论》特色的方法，又标志了新左派运动远离有组织政党，走向新的社会运动联盟的政治。例如，霍尔认为，新左派企图伪造当时与各种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链接，这些团体联合在以围绕核裁军运动为代表的“一种深层次参与最早的‘新社会运动’周围；因此，我们处在随后成为1968年之后‘新政治’的前沿阵地”①

我认为，这种转变为以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可以被视为一种认可，这种认可来自新左派和霍尔一样人物的阶级政治传统观念的崩溃，以及被身份政治的更广泛的概念所替代。虽然这种社会身份的观念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范式框架内，但这种范式已开始转向随后变为主流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脱颖而出，这让我们看到政治斗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作用，而不是单纯地存在于经济学和阶级领域。

文化转向的推动力不仅由新左派的社会政治运动提供，而且根植于由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两部作品里所描述的英国生活的其他表现中。此外，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批判传统，提供了一些举足轻重的文本，如《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1),对霍尔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威廉斯与英国文化之间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使他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霍尔一样，威廉斯的特点是一个充满政治—学术的身份，同时又沉浸在传统的英国知识分子文化(特别是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中，被吸引到了批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来，并且正如伊万·戴维斯所指出，拥有一个“植根于威尔士祖先的强烈的殖民地边缘感”①。在威廉斯20世纪50—6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出现的是英国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开端，在这种批判中来自英国生活的文化和政治边缘人的声音开始得到重视，批判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完全的力量。威廉斯的英国文化内部人一外部人关系的观点，为他重新塑造英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解释提供了理想的制高点。特别是，他重新设计了利维斯专注于高等文化的传统，将其分析框架扩展到包括由“普通”人的生活组成的日常文化进程。

霍尔和其他新左派关于流行文化和媒体的作品可以看作是步这种方法的后尘。例如，发表于1967年的“阶级和大众传媒”,是霍尔关于阶级问题综合论文集的一部分。②“创始人”作品的影响，如威廉斯影响霍尔思想的作品，明显与他关心的“感觉结构”相关，霍尔经常提到的文献，如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反映出霍尔对阶级文化观点与威廉斯和汤普森具有一致性。然而，与威廉斯不同，与创建新消费主义文化理论、媒体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大的作用和战后英国的阶级关系不断上升的影响相比，霍尔对恢复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系统的工人阶级文化没有太大的兴趣。正如科林·斯巴克(Co-lin Sparks)所评论的：

由富足的工人、大众媒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构成的新世界，被其他作家视作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威胁，作为霍尔分析的起点，霍尔对文化研究形成的突出贡献是坚持参与当代世界的紧迫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