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霍尔在牛津大学的时光，首先应该关注他参与社会主义政治①所做的努力，正如我稍后要讨论的，我们看到霍尔在新左派的形成中曾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霍尔提出了一种牛津时期很少被论及的后殖民政治文化和新兴的新左派之间的连续性。事实上，他在牛津时期的第一个三年的自画像是在后殖民政治生活中的总体“饱和状态”的一种体现，正如他在那时所经历的，在一种“第一代的黑皮肤的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的知识分子”所主宰的环境中，那些“毕业研究由本国政府资助并随后返回自己国家中”的许多人“成为后独立时期的领导骨干”②。

当霍尔得到二等奖学金并决定留在牛津时，他进入英国左派政治的时期到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如在日后的新左派发挥作用的艾伦·霍尔(Alan Hall),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但与共产党和工党保持疏远关系。作为当时传统左派政治团体的一种替代，霍尔和其他这些“独立”左翼成员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团体，这个团体试图汇集各种左翼思想家(从后殖民知识分子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左派思想家对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然而，我认为霍尔越来越多地参与左派政治，并不代表他与自己早期殖民政治的彻底决裂，而是激发了他对于流散群体的关注，这标志着霍尔自己与更多英国社会主义传统机构的矛盾关系。与此相关的是，霍尔参与的社会主义团体是由“外国人或内部移民：[同时]很多英国人都是外省的、工人阶级的，或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犹太人”①组成的。这也就是说，早期形成中的新左派从旧左派的传统结构脱离的推动力，来自一群共享文化位经验的个体。

当霍尔等人关注于挑战传统英国左翼的政治基础时，英国正在经历显著的由外部影响引起的社会动**。如伊恩·昂和斯特拉顿指出：“虽然英国提供了对英国语境中的‘文化’进行彻底反思的独特的创造性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文化研究出现了‘独自的有机内在力量’。”②恰恰相反，1958年霍尔在一篇名为“这个国家社会生活模式的主要转变”①的文章中，曾提及英国所处的环境，是被打上了国际而不是单纯的国内力量的印记。伊恩·昂和斯特拉顿认为，造成这种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国家的地位逐渐下降，这种下降与美国作为“新西方的全球超级大国”②是同时出现的。

虽然布赖恩·S.特纳(Bryan S.Turner)认为，与英国相比，在战后不久，其他英联邦国家立即开始以更公开的方式努力应对种族和多元文化的问题，③我仍然要指出的是，英国作为一个帝国力量的衰落，伴随着美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英国不断增加的大众文化的出口，然而，这些共同见证了对英国单一的和排他的民族身份的重大挑战。事实上，斯特拉顿和伊恩·昂认为：“帝国时代的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有一个非主导的更普遍的形式突然进入英国文化生活较早前的整齐的等级结构中。”④这真正是以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大量来自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移民到英国为标志的，这个进程将占据英国身份核心的国内种族主义问题摆在了最显著的位置。但是这也为斯特拉顿和伊恩·昂反思在英国知识文化中的“边缘”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当然，也包括霍尔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这三个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关注使得英国的文化传统和建构变得可见，这个进程由对“文化领地的斗争、谈判和反对”①的关注所支撑。事实上，斯特拉顿和伊恩·昂“提出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增强的推动力，根据历史精确地判断，存在于对英国内部的、下属的、边缘的、次要力量的批判性关注和有效性的确认”②。比起斯特拉顿和伊恩·昂，我对文化身份的位移和破碎的概念比对边缘化的修辞更感兴趣。我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增强的推动力”是来自文化和身份之间存在的矛盾，像是霍尔这样一位矛盾处境下的人物，来自中下层阶级背景，接受的却是英国社会精英教育，然而被浸**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霍尔在关于社会流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无阶级感”的早期文章中捕捉到了这种矛盾经验，在他对“奖学金男孩”的评论中，男孩保留了一些对家庭和社区的忠诚感，[但必须]不断地在正确的自我提升的动机(这将使他在大学里名列前茅)和错误的自我提升的动机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①然而，我非常同意斯特拉顿和伊恩·昂有关以文化研究的形成为中心的讨论，这是“一种再认识：在‘社会’中不会只有一种‘文化’,而任何‘社会’都是由多种彼此决定和从属关系构建的历史具体文化所组成的”②,因此，文化存在于斗争和争论的关系中。我认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作为斗争的一个站点支撑着霍尔自己的左翼政治，并且见证了他在牛津时期挑战一些老左翼的政治信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