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移民)聚居地”的扩散范围是如此庞大，以至于霍尔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作为英国一个非本土知识分子的作用。黑人移民的不断增长使霍尔公开表明自己是属于这个团体的。他必须清楚地表明他对于移民斗争所做的贡献，同时他必须提出一种政治范式以同时适应黑人群体和英国左派。事实上，霍尔必须重新定义他和大都市以及黑人群体(这些人像他一样定居在此)之间的整体关系。然而，作为后殖民知识分子中的核心人物，霍尔及其他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一种过度表征的重负。后殖民知识分子被刻画成新形成的团体中既典型又非典型的代表，他们被统治集团塑造成边缘化群体少数成员中的代表，这些边缘群体对移民经历具有发言权，并且在关键时刻有资格为自己代言。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杰出的少数民族代表——他们拥有主流的思想观点，但在其他方面仍具有可识别性。霸权词汇的使用、在主流文化中的游刃有余以及学术成就的水平使得这些人无法代表他们的(少数民族)团体。同时，他们的种族、本土文化、变异的民族身份亦或经常在霸权文化中被认为是削弱的甚至严重缺乏的民族身份，与他们流散的兄弟姐妹的气质正相符合。但由于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霍尔所属的精英移民选区精通主流言论，所以这个群体也是一个传统的边缘化团体的政治先锋队。虽然殖民政策在殖民地人群中产生了阶级分化，但同时它也在传统意义上为本土精英人士提供了教育机会和双层文化的复杂性来抵制殖民主义。

如果不从阶级的角度看，斯图亚特·霍尔属于这样一代人，他的时代被贴上后殖民过渡期的标签。霍尔这一代所有的加勒比移民都出现在后殖民时期中间的一段特定时间：20世纪50年代他们离开边缘地带的时间几乎不比加勒比独立的时间早(特立尼达和牙买加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取得了国家主权),他们到达大都市时，后殖民移民群体的联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代人除了支持加勒比地区的独立运动，还巩固了在伦敦和伯明翰新形成的社群。霍尔这一代移民被指责在没有独立民族身份的情况下为自己在英国的生活谋得一席之地——加勒比主权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标志着(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向英国社会身份的转变。霍尔这一代人的意识形态飘忽不定，因此他们拥有政治身份更迭的过渡期——除非能够使得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源最大化，他们才能获得这一身份。正是由于这些第一代移民对加勒比文化习俗的顺应，才使得他们在最初的流散经历中生存了下来。和霍尔不同，第一代工人阶级移民并没有准备好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很快就揭露这一观点是殖民主义神话。他们“默默地放弃‘融入’这个实际愿望”,相反地，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其他事情——比如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在自己的人群中，为他们自己谋得过且过的生活”①。

霍尔作为一个受质疑的、非本土的知识分子，仍努力应付着过渡时刻的特殊挑战，他的立场跨越了整个过渡期。但这个过渡期既不代表完全的历史分离，也不代表一个没有问题的连接点，而是这两者复杂的结合。在过渡期间旧的(殖民的)力量总是消失得太慢而新的(后殖民的)力量总是有着太多旧的痕迹，霍尔与过渡期的关系体现了这两种历史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名来自边缘地区，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识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除了研究后殖民时代大都市(以及以前的边缘地区)重组的问题，他还被独立前的经历所影响。为了阐明雷蒙·威廉斯作品中的过渡期这个术语，霍尔接纳了当权集团(殖民主义)的一些遗留特点，同时敏锐地抓住大都市后殖民主义形成的机遇。霍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后殖民移民社群中这种混乱时刻、出乎意料的处境和变化状况的代表。

英国大都市战后流散群体的影响非常重要，它为霍尔重新定位自己在加勒比生活中的角色提供了政治和精神条件。它使得霍尔这个中产阶级的金斯敦人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审视自己在西印度群岛生活中的定位。西印度群岛黑人工人阶级移民到英国这一现象表明霍尔遇到了同样的挑战，如同他的伙伴内特尔福德一样致力于关注牙买加本土的事情。结构不平等、住房不足、毫无政治声息的解放(虽然在牙买加本土黑人组成了政治上的大多数，但是问题变得更加恶化了),黑人的通俗文化被排除在公众言论之外，这些都是像霍尔和内特尔福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地域上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定居，但所做的努力是一样的。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事实上简单地说，他无法留在牙买加生活，霍尔选择不再回到家乡。在他生命最后的30年中，霍尔与他人一起致力于在大都市建造一个社区，这些人像他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寻找另一个更适宜的居住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巴里·莎文(Barry Chevannes)的评论再贴切不过了：加勒比应该以斯图亚特·霍尔为荣，因为再没有其他知识分子像他一样如此努力地描述西印度群岛人在大都市再定居的过程。然而，剩下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地点在哪儿：金斯敦还是伦敦，或者两者都是?

(李媛媛译 张亮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