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反殖民和流散群体一样，英国的黑人移民从大西洋各地寻找移民输出和政治解决途径。吉尔罗伊提醒我们：“美国黑人文化为全世界的黑人群体提供了政治语言。首先是对权利和正义的托词，然后是‘黑人权利’的话语，这一话语漂洋过海，使得全世界的黑人兄弟意识到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存在的种族隔离、压迫和剥削。”②非裔美国人反抗的典型实例对英国黑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通过几个世纪不懈奋斗获取了丰富的历史和传统。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创造力、政治上的反抗以及以激进派“黑豹党”为首的“黑人权利运动”为西印度群岛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斗争策略。非裔美国人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丰富了汉兹沃思和布里克斯顿黑人运动的经验，那里的黑人群体几十年来一直饱受“隔离、压迫和剥削”之苦。霍尔回忆说，“美国黑人反抗运动”在中心城市的加勒比青年中产生了“强大的、复兴的‘黑人觉醒’”①。斯托里、付亚特和霍尔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跨越大西洋黑人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动，该运动使得他们对社群(这个社群超越了国界，但在其政治核心中仍然存在权利被剥夺的现实)的概念扩大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兹沃思和哈勒姆两座城市之间跨越大西洋的黑人联系竟然是合理的，因为英国警方大量借鉴了美国犯罪的罪名和“抢劫”的定义——伴随着种族主义，当然，照单全收了。

“道德恐慌”与公开抗议警方和司法部门反对“抢劫犯”力量的联盟促使并保障了对汉兹沃思青年惩罚的实施。警方或者司法强制一旦增加，就会做出不利于斯托里及其朋友的判决，主要的权力集团——媒体、法院、政客和警察当局——可以削弱下滑的经济、结构性权利剥夺和机构性种族主义带来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在决定这几个汉兹沃思青年未来生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旦决定宣布，《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试图取代，或至少能够抗衡这一权力集团。霍尔和他的同事们想要挑战汉兹沃思事件意识形态上几乎缺失的表现和一般人对抢劫的定义。最重要的是，伯明翰学者认识到汉兹沃思事件将促成“一个‘软弱’的法律和秩序社会的慢慢形成”,他们希望阻止这一发展，因为它使得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反动势力得以增强；伊诺克·鲍威尔的言论和反移民种族主义构成了这些反动势力的前沿。②

“法治和秩序社会”随着抢劫危机的发生而出现，焦点聚集在中心城市的三个青少年身上，其理论基础是英国社会更为深远危机的反应，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威”①失败的危机。在讨论《艰难的复兴之路》一书中这些关键问题时，霍尔写道：“霸权—领导权的成功——是基于赞成而不是过分使用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整个社会管理的成功相一致；随着经济状况变得更加危急，这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了。②当英国的一个经济萧条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被毁坏殆尽，代表了这个国家“危急的”经济状况时，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契约正在被重新商榷。国际性经济危机期间，社会的全部就业，劳动、资本、国家之间的协定，主要政治对手之间的合作，社会福利的保障和改革的立法，所有这些都是很难达到的，尤其是在称为二线经济强国的英国。凯恩斯主义正在解体，在它的废墟上，依赖于一个不同社会权力形式的新霸权正在形成。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矛盾的国家不再通过凯恩斯主义社会契约，而是通过“经济重构”——国有产业私有化、关闭效益差的企业、工会影响力的降低和高压政治来管理国家。对汉兹沃思这三个青年的惩罚明确表明了从凯恩斯霸权(它试图通过妥协与合作来改善冲突关系)向权力过度使用为前提的意识形态转化，因为在当前凯恩斯主义不稳定的形成状况下，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很好地管理这个社会。

这种社会经济危机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种族主义、鲍威尔反移民宣言为基础，并最终导致了撒切尔主义最完全和最残酷的结果。撒切尔主义是一种力争霸权的政治哲学，甚至因为它将国家支持的高压政策作为基本原则反对那些移民选民、同性恋者、那些它无法笼络或压制的工人阶级等，这些支持者们给英国的鲍威尔式的构想带来了挑战。英国黑人群体在这种不断增加的国家支持的重压下首当其冲。1985年托特纳姆骚乱中的警察暴行非常恶劣，以至于伦敦北部地区很容易地会被误认为是南非黑人的一个城镇，在那里同时也发生了一场暴动。南非警方以前喜欢用的“高压水枪和塑料子弹”在英国“所有的警察装备中被悄悄替换了”①。从个人方面来说伊诺克·鲍威尔个人或许被打败了，但“鲍威尔主义”成功了，因为在政治上失势后他提出的许多东西都立即生效了……因为鲍威尔主义可以在种族主题、移民管制、英国人民和民族形象、“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②遭到破坏之间建立不可思议的联系和通道。鲍威尔认为“国家”优于“阶级”,撒切尔进一步改良了这一策略(参见《艰难的复兴之路》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右倾秀”一章),以便在大批移民到来时，他能够宣称英国是一个纯粹的白人民族而不是一个经济上分裂的社会。

汉兹沃思的基南先生被抢劫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证实了英国城市的人口是怎样在发生迅速改变的，也证实了汉兹沃思是怎样作为移民聚居地的代表使得古老的英国郊区传统居民被迫去到城市范围以外的郊区去寻找避难所。汉兹沃思事件也成为一个英国内陆城市对于当地传统居民不再安全的故事。经济、帝国衰落和反移民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从鲍威尔式的文本叙述中被删除了，却被加入到霍尔式的另一个文本中，单刀直入地评论撒切尔主义。霍尔在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福克兰危机的同时，对汉兹沃思事件也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思了这些联系。他说：“随着整个国家大势已去，我们似乎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们的感觉：英国人是谁?他们将会去向哪里?我们只能形容是一个消失的伟大帝国的子民。”①鲍威尔的词汇正符合霍尔的描述，他的词汇太容易唤起“伟大帝国”的回忆。在汉兹沃思事件的紧要关头，鲍威尔苍白的逻辑存在的危险是他的种族主义档案以及他为维护国家身份所做的斗争，这些都成为诉求高压政策的避雷针。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的法律和秩序已经过时，它只有在“我们相同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但现在法律和秩序的实施必须与都市新出现的复杂现实相一致。1972年汉兹沃思事件所传递的完全是一个扭曲的、深受种族主义磨难的、文化堕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