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替代性的公共话语造成了后殖民表述和现实移民经历之间的分歧。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术语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定居下来之后长时间的磨合期。当加勒比群体已经安顿下来并已经遭受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时，移民问题却仅仅是英国人广泛关注中的一个方面。

1958年，即在“帝国飓风号”靠岸十年之后，西印度群岛黑人还不可能构成一个定居的群体，然而他们确凿无疑已经是一群在英国社会中谋生的移民了。可无论如何，移民在大都市为自己打造的聚居地，本质上不同于一个居住在金斯敦获得奖学金的中产阶级男孩的生活居所。霍尔不仅仅在思想上将他厕身其中的团体划分为两个部分，而且在阶级上将自己与另外一个和他存在亲密种族关系的团队隔离了开来。一旦能够把阶级问题解决掉，霍尔就能严厉地公开声讨这些曾经出现的紧张气氛、压力和危险。

在1970年的文章“英国黑人”中，霍尔描写了有关早年加勒比移民遭受的压力。他富有同情心地回顾了他们的奋斗史。他写道：“适应问题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①他赞赏移民们在英国建设新家园的努力和坚持：“顽强地坚持是这样的——照鲍威尔先生的说法——不管他们是否在成年人的时候，还是童年时候来到这里，又或者出生于此地，大量的黑人移民都会留下来……他们肯定会长期成为这个社会的公民。”②

1970年摆在霍尔面前的事实在十几年前并不是如此显而易见的。在诺丁山骚乱期间，霍尔通过社区积极行动对最极端的种族歧视状况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积极行动意味着保护黑人移民儿童的生命。对于作为新左派的霍尔而言，诺丁山骚乱当然也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与其移民经历短暂勾连的时期。不过，只是在十几年后，霍尔才对大都市的黑人移民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做出公开评论。

尽管加勒比移民1958年在英国定居下来，但在霍尔的词典中，他们只是一个在危急时刻霍尔才会与之结盟的团体。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结盟，物质上切断了与加勒比移民经历的联系的霍尔，只能在组织上与大都市左派建立有机联盟。只有当大都市里的种族歧视走向极端的时候，霍尔作为黑人移民的身份才能暂时超越他作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最初几十年自己的移民经历中，霍尔与加勒比群体的接触是犹豫不决的，就像他对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种族主义的影响所公开保持的沉默被出其不意地打破一样。直到70年代中期，黑人移民的影响变得如此具有“社会破坏性”,霍尔才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开始在“英国黑人”一文中做出正面回应。①《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霍尔最早描述英国移民经历的作品——对肯萨尔新城和诺丁山事件做出了评价。

移民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移民群体时常忍受的脆弱性时刻，成为1978年霍尔、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托尼·杰弗森(Tony Jeffer-son)、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和布莱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共同合作研究的焦点。此外，《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宣告了霍尔对大都市移民进行政治评论的开始。霍尔和他的伙伴们将1978年有关“街头犯罪事件”、种族主义以及英国政府部署其司法机关反对黑人移民青年的研究，定义为“在思想战场中干预”①。由于霍尔将“干预”理解成用政治手段改变意识形态和物质条件(《艰难的复兴之路》一书被描述成处于最前沿的“一系列的干预”),所以，思想争论就成为他所坚持的舞台。霍尔既重视哲学理论的运用，也重视政治行为的运用，当然，他更看重前者的作用：他重新定义了自己与移民群体的关系，明确划分出他将要同英国政府的种族主义阴谋进行斗争的领域范围。《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关注思想问题，这对社区行动分子与大都市知识分子——霍尔在诺丁山骚乱中就是其中之一——的分裂给予了某种解决。因为在1958年，行动分子霍尔与思想者霍尔是完全不可割裂的。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霍尔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制基础上，主动担负了向媒体对移民团体的主流叙述发动挑战的任务。

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知识分子就是“具备向公众表述、示范、传达信息、观点、态度、哲理能力的个体”②,汉兹沃思危机预示着霍尔并没有像扩大“公众”这个词的外延一样，对这个词的意义做出如此大的改变。此外，霍尔现在是从一个变化了的哲学角度来称呼主流大众，这与新的“说法”有所不同。那时的霍尔正为英国媒体和左派寻求一个饱受折磨的移民群体经历的具体表述方式。对于霍尔来说，干预已经成为利用他的专业素养将自己的经历与移民群体相结合的一种方式。作为文化理论家、政治左派成员，霍尔的创作工作是一种弥补他历史上与加勒比群体疏离关系的工具，为的是重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霍尔不能够公开描绘黑人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经历，但他能够使他的作品适应英国在后殖民时代创立起的范式要求。在重建自己知识分子形象的过程中，霍尔已经成为一个代言人——在学术团体中，在英国左派中——为长久以来(即使只在名义上)他所来自的群体的经历、期望、想象和奋斗代言，但是对于这个群体而言，他只能算作部分的、曾经的一分子。

霍尔合著《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是为了抗议对三名在伯明翰市中区的汉兹沃思社区实施抢劫的青少年(保罗·斯托里、穆斯塔法·付亚特和詹姆斯·杜伊格南)所做的出乎意料的严厉判决。这三个年轻人中，斯托里和付亚特有着“移民”身份——斯托里的父亲是一个西印度群岛人，付亚特的家族与“塞浦路斯人有联系”,而杜伊格南住在一个被认为是“微型联合国”①的街道上。霍尔等人并没有忽视这次抢劫中的年老受害者罗伯特·基南的痛苦经历，对于他们为何要分析这次“抢劫”也没有疑惑：

我们认为这次的“抢劫”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街头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想知道“抢劫罪”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英国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对抢劫这一事件做出如此极端的反应。②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非常关注这一抢劫事件的关键问题。霍尔等人认为，只有将社会上大多数人谩骂式的反应放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特定的时间段，才能真正理解这一行为的极端犯罪性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描写了由当地政客所造成的“道德恐慌”的心理状态以及关注于汉兹沃思青少年成长的主流媒体。该集团认为“道德恐慌”是媒体/政府/警局对抢劫“威胁”的夸大。通过歪曲这一轻微犯罪的潜在危险，对这种不太算作犯罪，而可以归因为黑人青少年移民肇事者的行为，对这些肇事者给予不恰当的惩罚“判决”,英国政府却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①

加强治理这种“新型”街头犯罪的呼声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第二代移民的出现而产生。《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作者们认为的“特殊历史关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从英国移民者的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世纪**替和重要转变。第一代加勒比移民无法在更广阔的英国社会中为他们自己谋得一席之地，因此他们转向内陆城市，追忆当年的岛屿生活以克服当时产生的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异化心理。②

在其最新的作品集《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Paul Gilroy,Small Acts:Thoughts on the Politics of Black Cultures,London:Serpent's Tail,1993)中有迹可循。其中的一篇《用艺术装点你的袖子》根据文化上的认识，吉尔罗伊用史料描述第一代人的防卫立场。他认为：“英国黑人定居者近似于移民的经历也意味着加勒比文化为他们能够保持和重新建立与其本土文化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Paul Gilroy,“Wearingy ourart on your sleeve",Small Acts :Thoughts on the Politics of Black Cultures,London:Serpent's Tail,1993,p.251)而第二代移民“生长在英国教育处境艰难转为劳动力市场下降的阶段，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心境。他们经济条件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技术能力更好、语言能力更强、对文化的适应更强，他们对种族主义歧视和制度化的现实理解也更尖锐，从而他们的观念意识也更激进”①。斯托里和付亚特是第二代移民的代表，但他们不属于“家庭条件较好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类。他们是英国中心城市结构改变以及该地区结构性权利剥夺的产物。汉兹沃思曾经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最令人向往的社区，现在聚集着少数民族、伯明翰下层白人以及黑人愤青，这群人不同程度上都有过失业的经历。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但这一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确确实实走向了衰落。保罗·斯托里的母亲曾尖刻地说，汉兹沃思是一个肮脏的地方。②虽然斯托里(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西印度群岛人)和付亚特不属于第二代移民中的上流阶层，但他们毫无疑问地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移民在英国社会中种族地位的理解。

付亚特和斯托里的“激进意识”根植于他们这一代人所处的种族歧视和体制性种族主义的现实中，这是他们在英国米德兰地区生活的日常经历，但这种意识与伯明翰大学所认为的不同。汉兹沃思的年轻人遭遇到了最极端的种族歧视和权利剥夺，对他们来说如果劳动力市场没有衰落，他们压根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鲁斯·格拉斯发表于1961年的《伦敦的新来客》重点描写了第一代西印度群岛移民的经历。但这本书中有关机构性种族主义削弱新一代移民的描述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出生并成长于这个国家的第二代移民会深深地感受到限制(在住房和就业方面)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的职业前景将毫无前途……”①斯托里和付亚特的愤怒完全产生于在英国社会的经历，格拉斯将其描述为种族主义、教育程度不高、资源不足的群体。作为青少年，汉兹沃思的年轻人一直与当地警察或社会劳动者之间存在联系或者冲突。他们居住的街区饱受贫困之苦和广泛的社会性破坏——而这正是他们在英国阶级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对基南的袭击以及青少年的被捕立即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这些媒体称汉兹沃思是一个问题地区；斯托里、付亚特和杜伊格南被塑造成这些问题的典型代表，并且强调指出，他们就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

霍尔和他的同事介入了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为了抗议对青少年做出的极其不当的严酷惩罚，也因为他们想探讨黑人群体和“道德恐慌”之间不断升级的剑拔弩张的关系。《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认为第二代移民好战性的增强是一种政治现象，并且他们努力抓住这一点来进行和解。然而，这种好战性的根源和影响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英国黑人对贫困、异化和权利剥夺的愤怒表达。同时它也是国际黑人革命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指出，英国黑人的历史或移民时间很短(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此他们主要受到来自外部的公民权利彻底被剥夺的影响。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吉尔罗伊指出“英国黑人完全依赖于其他地区黑人的输出，才能形成他们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政治身份”①。霍尔和吉尔罗伊所在的社群当然也和殖民地其他社群和流散者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需要从那些黑人群体过往的多次持久抵抗的历史事件中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