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黑人”一文标志着建设新家园的重要一环，也突出了霍尔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的居住理论。霍尔有关种族主义的作品是以论述随黑人移民居住而引起的种族歧视为背景的。种族主义批评——尤其是在当下——必须要有黑人移民居住理论，因为只有如此，霍尔才能够在理论上对这一现象做出评论。因此，自从那一刻，即加勒比移民在英国大都市建立了庞大的永久家园后，霍尔才开始有关种族作品的创作。居住意味着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定居，这使得西印度群岛黑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直面英国各种制度和整个白人社会。20世纪50年代末代表了这一趋势的开端，但是黑人真正定居下来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霍尔的居住理论代表了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有趣的，但又有些许令人不安的一面。“英国黑人”一文不过区区四页纸，在此之前，霍尔作品中很少提及种族这个主题。而在这一主题出现后，评论则是通过精巧的布局、建议或者精细的比较，而非**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在明确提出种族主义的时候，例如，在与帕迪·沃纳尔合著的著作《通俗艺术》中，就作为美国通俗文化表现形式的爵士乐展开讨论时，他们的论辩与关于英国通俗文化潮流的泛泛之论就是截然不同的。霍尔和沃纳尔写道：“年轻的爵士乐家们继帕克之后回归到布鲁斯蓝调和‘灵魂乐’,与一种新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黑人少数族群正在美国社会中找寻自己的身份和自由。”①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更大的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并没有充分地探究这种“黑人少数族群”的“新的迫切需要”以及他们为自由而付出的努力。不过，霍尔和沃纳尔并没有搞清楚在某些黑人音乐形式的复活和那一时期黑人移民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如果存在，又是何种联系。

霍尔的观点，即他的种族批判与那些在大都市居住的大量加勒比选民们密切相关，体现了一种不无问题的定居理论。事实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霍尔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理论。在他参与BBC有关报道英国多种族社会的电视节目《种族主义及其反应》中，霍尔简要地评论道：“提到今天英国社会中所讨论的种族问题，你有时会认为英国和加勒比或者印度次大陆种族之间的关系可追溯于四五十年代后期黑人移民潮的到来。”①尽管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霍尔的作品中从未提及过英国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古老传统。正如霍尔在《种族主义及其反应》节目中指出，加勒比人来到英国大都市已被大家广泛接受。同样属于老生常谈的是，定居在加勒比、亚洲和非洲以外的西印度群岛黑人和英国白人之间常引起矛盾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历史更是打上了种族主义冲突事件的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919年的初夏，加迪夫和利物浦发生了突如其来的种族暴动事件”,大部分码头区域爆发了骚乱，这些冲突事件严重歪曲了聚居殖民地——纽波特、泰恩赛德、格拉斯哥以及伦敦东区——的黑人移民的形象。②

在后“帝国飓风号”时代(以1948年运送第一批加勒比劳工到英国的轮船命名),随着更多的西印度群岛人定居在英国大都市，这种对抗黑人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形式增强了。尽管大部分的黑人移民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大量的加勒比黑人在这个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移居大都市。西印度群岛人饱受他们本土高失业率和未就业率的困扰，很容易由殖民地被

招募来振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尤其是在美国政府1952年颁布了《麦卡伦—沃尔特法案》之后，长期在牙买加或者特立尼达岛的低收入的加勒比劳工们更愿意来到大都市寻找机会。这一法令大大促进了西印度群岛人从加勒比流向另一个移民中心——美国的移民人数。我们仅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加勒比移民数量增长之快。20世纪50年代初，在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达到74500人；到195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大约336000人。在加勒比移民快速增长的这十年间，英国的黑人“历经了相当多的种族仇恨”①,这一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1958年5月发生的“诺丁山骚乱”和“凯尔索·科克伦在肯萨尔新城被谋杀事件”达到极点。科克伦，一个32岁的木匠“在肯萨尔新城一个肮脏的街角”②被谋杀。没有任何人因为凯尔索·科克伦谋杀事件被捕，即使有普遍的怀疑说，在这一地区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的工会运动，白人防卫联盟或者国家劳动党应为此事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种族关系最具戏剧化的转折点出现在同年8月23日。被人们普遍称为“诺丁山骚乱”,这场骚乱在诺丁汉米德兰城的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争吵后一触即发。这一事件之后，英国公众生活话题中永远无法摆脱种族关系的话语。“种族关系”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是用来解释种族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社会的。骚乱事件反映了殖民主义和欧洲经济的扩张正在改变英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彻底瓦解了英国作为纯种白人社会的观念。种族政治是大都市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会持续数十年，并影响伯明翰、格拉斯哥、伦敦、利物浦和诺丁汉的城市生活。在诺丁汉，被鲁斯·格拉斯(Ruth Glass)描述成一个“大量有色人种聚集的肮脏区域”①所发生的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的事件被称作“追捕”。几天以后，诺丁山的种族骚乱转移到了伦敦。冲突在首都引起了更加紧张不安的气氛，并且持续的时间相比在米德兰的骚乱更长。诺丁山这个伦敦西郊的近邻，人口因西印度群岛的移民而大量增长，骚乱起源于此，并因此而得名，而“诺丁山”本身的地理位置则远远超出了骚乱事件的地点范围，它包括在“牧羊人的丛林”、肯萨尔新城、帕丁顿和麦得淡水河谷地区的加勒比聚居地。

1958年秋天由于五月谋杀案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英国公众生活中关于英联邦移民(西印度群岛人、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的讨论迫在眉睫。在20世纪50年代，黑人移民一直受到政府和商业领袖的欢迎，因为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下层工作，满足了供少于求的，不断增长的英国工业发展需要。然而，随着种族暴力的突然爆发，黑人被大多数英国白人妖魔化。白人工人阶级将英国经济的衰退归咎于新移民人群。

市中心的住房供应不足，迫使居民集中居住，引起了黑人移民和白人下层阶级之间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剑拔弩张。城市中白人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也都被归咎于加勒比黑人移民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来说，所有这些争论都是虚构出来的——虽然都不缺少思想上的共鸣。格拉斯将黑人移民居住地称为“过渡区域”,这是对城市中最恶劣的住房条件的一个委婉形容。在黑人大量移居到伦敦诺丁山和肯萨尔新城以前，都市的衰落就早已注定。尽管如此，诺丁山骚乱的爆发使得白人保守派和反动派强烈要求控制黑人移民，用一个“礼貌的术语称作某种有色地带”①。当然，这种“有色地带”的确是一个礼貌术语，但不久就会退化为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遣返黑人的口号，这位西南伍尔弗汉普顿选区的议员，被贴上了“内部敌人”的标签。种族主义事件，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层中那些好斗的“小混混”们所犯的暴力事件中出现的白人种族歧视几乎少有人问津。但最重要的是，黑人群体在这十年中对种族关系保持沉默：在对这个国家(英国)种族关系做出评价时，他们(黑人移民)

的立场经常莫名其妙地——或许不该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忽视。②

不仅在统治话语中，在移民群体和英国左派中也缺少黑人移民关于种族关系的叙述，就等同于一个生动的、有教育意义的案例的缺失。作为对1958年暴力事件的回应，从霸权角度论述对黑人移民的驱逐，即使是不公正的，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被白人当权派看作是一种边缘的选区，一个绝对不会被整合到英国政体内的选举联盟。自从被定义为临时劳动力，而不是一个永久居住的群体，黑人移民被认为不会有本地的发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事实上，重要的——依然是无礼的——是这些定居的黑人的声音被有关诺丁山和凯尔索·科克伦案的讨论排除在外，然而，此时英国政府正与牙买加当权派合作建立英国加勒比福利服务系统。在1956年建成的福利服务系统，是为了帮助黑人移民在大都市寻找住房和就业机会。“由一个叫作伊沃·德索萨的福利联络官来负责，他是牙买加政府临时调派来的公务员。”①通过建立福利服务系统，英国政府授权给所雇佣的殖民地黑人；因此国家明确地否认那些大都市黑人移民的表征权利。英国曾被看成是白人的政治舞台，一个加勒比移民完全无法踏足的地盘。黑人领袖的权利控制范围仅仅被限制在大都市以外；在英国他们没有选举权来表达意愿。黑人在种族上被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虽然如同英联邦的公民一样，他们可以享有居住在英国的权利，但是这无法改变他们内心种族流放者的身份。在伊诺克·鲍威尔1968年“血流成河”的演讲中，他关于遣返黑人移民的雄辩滔滔，对黑人的恶意中伤，正是源于他主张黑人就好比暂时的寄居者，是一群被同化了的，种族特征明显低等的外籍劳工。英国白人阶层只是稍做努力就吸引了黑人移民在大都市里真正定居下来，如果这些黑人不是靠数量上的原因能定居，就是靠自身种族特质和文化差异才聚集起来。白人当权者对这些发展变化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但问题是移民群体和英国左派不能够左右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种族骚乱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霍尔此刻保持沉默。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在移民和新左派之间象征性地搭建了一座桥梁。与大部分的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不同的是，选民从肯萨尔新城等地搬离，脱离了他们的工人阶级同胞，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富裕起来。霍尔是那些被剥夺公民权利的移民群体中的一分子。从1958年到1960年，作为伦敦一所中学的老师，在白人暴力事件的威胁下①,霍尔护送了大量黑人学生返乡。霍尔的行为不仅仅表现了他的个人的勇气，也显示了他为都市移民所做的贡献：这些行为体现出大都市中真实存在着种族主义引发的人身危险。从新左派的理论家中分化出了移民的激进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大部分时期)的英国社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部分重合，以至于一方不断地、公开地支持另一方的斗争。霍尔对此采取不安的观望态度，希望仅通过个人调解能够达到思想上的融合——移民和新左派代表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居然存在着一个如此分离的现状，考虑到新左派大部分人都来自后殖民国家，如埃及。然而，如果一方能够意识到后殖民的作用，作为一种英国政治假想的表面范式，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霍尔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历史的遗忘——我想要称它为历史记忆的缺失，一种历史的遗忘，一种精神上的压抑——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种族和帝国的记忆突然降临在英国人的身上”②)。种族冲突和反殖民主义的紧张气氛在大都市以外的地区出现，而不是出现在中心地区。

斯图亚特·霍尔对于1958年事件的沉默应该放在这一背景的复杂性下被解读。思想上被分离，政治上被折磨，他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将他(和移民群体的)经历写进对英国种族关系的评论中。他投入新左派产生的集合效应，和他那挥之不去的牙买加过往经历，以及他无法言喻的留在英国的决定，所有这些导致了他所在移民社群的激进行为和他“公开的”政治评论之间的分歧。作为一场政治讨论，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新左派不可能参与，更不可能为霍尔对黑人群体的激进行为提供任何政治说辞。①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还在起步阶段，还没有任何公开的讨论能够激起一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关于种族问题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