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总是把他推迟回归加勒比归因于他从事的新左派工作。在近期陈光兴对他的一则访谈——“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轨迹”中，霍尔重申了这一态度：

在加勒比联邦还存在的时候，我本该回来，并参与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当我决定留下来和即将成立的“新左派”展开“交流”时，我的梦想就结束了。当我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此刻，我便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积极分子。在那以后，一旦我决定在此居住而不是那里，尤其是凯瑟琳和我结婚后，回归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加渺茫了。①

尽管霍尔在加勒比地区的将来并不依赖于加勒比联邦的生存状况，但在霍尔作为知识分子发展的关键时刻，西印度群岛建构联邦事业的失败，给了他一个继续留居英国的简单政治借口。“加勒比联邦”对其个人兼具象征意义，象征了他个人最重要的联盟，即与社会史学家凯瑟琳·霍尔的婚姻。尽管如此，新左派仅仅代表了霍尔参与英国政治的最初阶段。他从事的这份事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鼎盛时代到它被撒切尔政府埋葬，直至现在。

不过，霍尔留在英国而不是永久回归牙买加这个决定，不仅仅是随着他对新左派政治上的贡献而转移的。他在自传里讲述了一个真实而痛苦的故事，这时霍尔的个人履历刚刚开始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1988年以前，霍尔的作品都以隐藏个人自传信息为特点。几乎不透露个人履历是一种蓄意的隐藏：在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数十年的知识分子生涯中，斯图亚特·霍尔公然地压抑了自己作为牙买加人过往经历的记忆。当他最后要面对自传撰写的问题时，霍尔将他的牙买加经历背景以一种写作和访谈方式呈现出来，常常是一种自白式的，流露出在金斯敦的18年生活对其后来工作的影响。在金斯敦这个殖民地，一个中产阶级有色人种家庭的成长经历对霍尔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年的经历决定了他与英国牙买加和加勒比流散社群的关系。除了极少数情况，霍尔在牙买加所受的教育都使他与种族的关系变得不完整，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扭曲了霍尔的真实身份。确切地说，霍尔应该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中来关照自己的过去。政治身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起步的一个政治研究领域，霍尔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保守主义统治时期，身份建构成为不少社会团体关注的焦点。

大都市和君主制国家的这些选民最关注这样一些后殖民话题：昔日的边缘学科、女性、男同、女同、双性恋、美国的黑人和亚洲人。身份政治学使得霍尔能够将精神矛盾与思想发展的线性关系共处一室，并在此范畴内重新探讨他的自我建构。霍尔通过写作方式公开地进行自我分析，等同于叙述未尽的责任、偶发事件、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思考过程以及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个人记忆的一种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霍尔开始涉足身份政治，这使他能够辨别、反思、放大20多年来一直潜藏在他工作中的作为加勒比人的过往经历问题。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以隐晦的形式被提及。在一个经历了由三代加勒比人、亚洲人、非洲人移民体系上重建起来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大不列颠国，霍尔能够为他的读者勾画出一幅他的精神轨迹图，从金斯敦到伦敦，我们回顾得知自从他离开牙买加，这整个轨迹就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1988年以“最小的自我”为题的文章中，霍尔将离开牛津留在英国的决定简要浓缩为一个富有隐含意义的句子。然而，这种简化，不仅仅是启示性的，更是呈现了一个精神世界，即颠覆了早期他站在新左派角度的解释。他最后声称：“移居是一次旅行。”①尽管如此，他继续表达其个人对这一精辟观点深刻的支持。霍尔解释说：“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家庭不在这里。实际上我是为了摆脱我的母亲来到了这里。生活的一般故事不都如此吗?一个人试图逃离另一个地方而待在某个地方。这就是我向所有人隐藏的我的故事。”②在霍尔文集中，“最小的自我”公开地介绍了他与牙买加的这段渊源。1988年的这篇文章持续个性化地、非心理分析式地、类似忏悔式地，定性了霍尔的这一时期的生活：霍尔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内在的后殖民主义移民两个身份就加勒比的种姓制度、肤色和阶级制度进行了一场对话。被压抑的内在自我并不能适应这种霍尔式的话语，在公开讨论中发现了罕见的、解放的声音。他在理论阐释中加入自传材料的介绍使得我们对于霍尔作品的理解复杂化、个性化和充实化。对霍尔传记理解的新途径宣告了将其外在和内在割裂开来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他的内在一面在其之前的作品中一直难觅其踪。

然而，“最小的自我”中有关霍尔的个人信息寥寥无几。它仅仅是霍尔高度政治化的传记过程的一个开始，这一过程在陈光兴1992年完成但直到1996年才出版的访谈“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中达到顶峰。当霍尔在1988年的文章中向我们吐露心扉时，其表述是相当谨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将摆脱母亲的理由轻易地转化为一般的心理分析。霍尔泛泛的弗洛伊德式的提问“生活的一般故事不都如此吗?”不仅闪烁其词，而且是有意识地去语境化了。这反倒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因为对一个思想家来说，被程式化地给予某种历史特性是不同寻常的。

当霍尔充分地给出其逃离母亲和牙买加的解释时，我们才清楚地了解他沉默的缘由。这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故事，霍尔回想起(第一次公开),他那中产阶级家庭对于殖民地种族主义等级制度的质疑，如何毁了他姐姐的人生并使其罹患精神疾患。在接下来的篇章中，霍尔痛苦地讲述了一个殖民地年轻人的种族意识觉醒的故事：

在我17岁的时候，姐姐经历了严重的神经崩溃。她与一个从巴巴多斯来到牙买加的年轻的住院医生相爱了。他虽是中产阶级，但是个黑人，我的家人是不可能同意的。在他俩面前横着一个巨大的家庭阻碍，事实上，她是为了回避这种情况才崩溃的……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因为当时在牙买加几乎没有任何精神病治疗的方法。一位普通医生对我姐姐进行了一系列的电休克治疗，她还是没有完全康复。自打那时起，她从没有离开过家……但是这件事让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我不会在留在这里。我不要被它毁掉，我要出走。①

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讲述十几岁孩子孤独无助的“故事”,在1988年之前以及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霍尔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此事。此事中有关对精神的压抑，创伤的回忆，均在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都被霍尔尽力地隐藏在了公共视野之中。“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打破了霍尔自传中的缄默寡言和闪烁其词。霍尔生动地向我们揭示了移民复杂的精神根源；他描绘了一幅心灵的地图，勾画了他曲折的精神轨迹。从1992年陈光兴对他的访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如他在自传中不愿提及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是一个植根于历史、经济和思想意识的变迁过程。霍尔在个人背景描述中，用了过多的笔墨讲述了自己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而离开一个家庭，去建立另一个临时的、不稳定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家庭的行为。可以说，霍尔伤痕累累的精神自传告诉我们，与其说他缺少政治愿望，不如说他的个人经历对他拒绝返回金斯敦负有更大的政治责任。他在英国新左派和他主编的杂志上的投入，使他能够尽量缓解这如油画般的狂躁的灵魂带来的影响，画中描绘的人物即是他母亲的缩影，“我来到这里是为了逃离我的母亲”,当然也为了逃避他姐姐的那段失败的爱情经历。虽然并不是没有某一个悖论存在，这在历史的角度上是适合的，霍尔应该接受这些溯源于大都市殖民主义精神上的问题。为了对殖民主义精神暴力这一问题本身进行研究，霍尔寻根溯源，回到了这一问题的起源。

最重要的是，霍尔的姐姐所遭受的可怕经历是对殖民群体和殖民地中滋生的种族主义的控诉。正如我们所见，与其在欧洲相比，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本身是一种是更为强有力的，饱受辱骂攻击的形式。霍尔的家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不是等级身份使得那个巴巴多斯求婚者没有资格娶到霍尔的姐姐，而是由于他的肤色。“我的父母不会同意的。”在访问刚开始时，霍尔回忆了他自己的经历，黑人是如何在金斯敦的中产阶级人群中被贴上了种族异类的标签：“我在家庭里的身份是被排除在外的一分子，一个比其他成员都要黑的‘小苦力’。”①陈光兴的这部分访问是受到具有特殊意义的潜台词的启发：正是殖民种族主义迫使霍尔疏远了他的族群，逼迫他远走他乡。牙买加上流社会作为后殖民统治阶层的一个选区，正是因为上流社会黑人们的种族主义倾向，令霍尔的生活在那里灵魂无依，最终使得他远离了这个社会。显然，种族成为一种政治甄别，但实际上在霍尔的作品中无迹可寻，直到他参与《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本书的写作——才标志着他重新融入加勒比黑人社群中。霍尔从历史学和人口统计学角度对他早期作品中忽略种族问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我会立即转变我对此的看法),但很显然，作为对其写作产生压抑影响的因素，这些问题不可能不被考虑。以下这些就是对霍尔的作品产生压抑性影响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霍尔对于牙买加经历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他来到大都市起初的几十年里缺少持续的种族背景的支撑?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在后殖民时期的青年霍尔心中烙下了如此深的印记，他是为了逃离种族制度，从牙买加飞去了另一个大都市吗?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霍尔通过与加勒比工人阶级群体的接触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即使他采用了某种策略，但漫无边际地没有完全阐述明白。霍尔在1970年所著的短篇“英国黑人”一文，显然是一个自我暗示的文本。他表明：“我不相信大多数来到英国的黑人移民会回归他们本土。”①像他们一样，虽然有不同理由，霍尔是不会回去的。更为诗意的解释是：他可以回“家”,但他已留不下来。在最后的45年间，霍尔前后几次探访牙买加，但是自1951年后，他就不可能永久性的回归了。他或许只是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愿意回去，但是这是一个他从没有如此认真重新考虑的决定。事实上，自从离开牙买加，霍尔就没有像远离出生地那样背井离乡过。霍尔宣称他自己是最初的流散群体中的一员(“我成为最早的一批流散者”);②他的生活也逐渐在这种回归的不可能性中转变为在英国大都市中安家立业的过程。加勒比人到欧洲的再流散过程已经成为这一研究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与其在加勒比没有一个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一个安全的，远离暴力的空间),他不如去保护在伦敦大都市中的这么一个地方(不管如何严阵以待)。既然不能回家，霍尔就努力建造一个新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