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尔的指引之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④斯帕克斯认为尽管文化研究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也研究了一系列思想家，比如卢卡奇和萨特，但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1973年取得了该领域的“正统”①地位。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矛盾与多元决定”一章内容，简直就是为霍尔而作的，但后者直到1983年才盛赞“该章理论概念的丰富性”,并且认为此文的价值在于已经开始“思考没有被简化为单一整体的各种复杂的确定性问题”②。阿尔都塞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荣获巨大声誉，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融合的新思路，而这代表了当时人文社科领域的最前沿。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洞悉“当下的不透明性”③的哲学基本原理及方法。阿尔都塞对经济主义的批评，是沿着他对由“内在统一性原理”④驱动的黑格尔式社会总体性概念的拒斥向前的。因此，他抛弃了黑格尔主义的“表现的总体性”概念，这种“表现的总体性”每一个要素都是对那个单一原理的显示或者反映。阿尔都塞将斯大林主义视为这种谬误的变体——这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般矛盾”成为反映现象的上层建筑的单线“原因”。然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自己视为是与斯大林主义针锋相对的，不过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也只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表现的总体性”错误的翻版：人道主义使得“异化”(及其“扬弃”)成为那个单一的统一原理。阿尔都塞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残留，而他的全部计划正是为了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我们可以将这种努力理解为是在黑格尔范围之外对于决定问题的反思。在克里斯多夫·诺里斯看来，阿尔都塞是借助于斯宾诺莎来终结黑格尔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计划归根结底就是用斯宾诺莎反对黑格尔，他呼吁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抵抗各种黑格尔主义的残留，比如阶级意识、异化、‘表现的因果性’等。”①斯宾诺莎和阿尔都塞发展出了“结构因果性”概念，这意为“社会总体性包含了不同层级的接合全体……比如，包括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内”②。尽管每一个层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功效，但是它们也被上述所有三个例子的实践总体所决定。因此阿尔都塞反对这一孪生命题：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纯粹现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呈现现象。③阿尔都塞提议去除这个“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的既与性”④,在这其中“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在于它是一个整体”⑤。

因此，阿尔都塞用“多元决定”这个概念来取代黑格尔主义的单一决定，在前者那里，“诸如社会形态等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被理解为“复杂的、有结构的、不平衡的规定性”①。然而，社会形体并不只是“所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②,而是“主导结构”③。某一层级在每个社会形式当中居于主导性位置，并且生产形式决定了何种层级占据这一位置。因此，在它“于社会形态的所有要素之间分配效用”的范围以内，经济基础仍是(“归根结底的”)④决定一说。假设这些不同“层级”具有一种“相对自主性”,那么这就需要将它们之间的关系放在反映论的限制之外进行考察，正如阿尔都塞所言：

马克思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效能具有相对自主性，并且告诉我们在此两者间去寻找。⑤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后来成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源自结构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一个给定的活动领域可以被分离出来并通过其内在逻辑和关系进行检查。实际上，他认为：“这是因为每一个层级具有一种能被客观视作‘部分整体’的‘相对自主性’,并且这成为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①斯宾诺莎区分了“想象的知识”(在实际经验当中产生的前反思与常识意识)和“充足的知识”(通过批判理性的正确使用来获得)或者“理解”,据此，阿尔都塞声称“要对科学和意识形态进行严格的区分”②。然而意识形态包含着“表征、图像、符号等内容”③。意识形态的总体意义并不是源自某一单个要素(内容),而是源自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组织和关系(形式):“考虑到分离(符号和表征)无法构成意识形态。正是它们的系统性、排列与组合的模式才给予它们自身的意义；正是它们的结构决定了它们的意义和功能。”④这种功能是社会再生产：“确保人们之间的契约符合他们存在形式的总体性，个体与社会结构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建立起关系。”⑤

意识形态对“每一个社会位置被其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来说都是不透明的”。因为正是潜在的结构原则决定了图像和表征进行选择和组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意识形态“召唤”或者“质询”(也就是“生产”)出了社会主体，在每个主体那里，它就像“自由”思想那般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因此，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呈现的东西并非主导人们生存的真实关系系统，而是人们对生活中的真实关系的想象图景罢了。”⑥这样看来，意识形态就是形式胜于内容，它是永恒的与超历史的。可是，结构也可以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①。因此，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力求创造一门科学，借此人们可以认识到潜藏在文化实践的表层变体之下的永恒“宇宙法则”那样，阿尔都塞也想建立一门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变体之中、研究意识形态的客观结构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概念厘清或者内在批判的方式获得的，而这些知识再通过建立“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差异”②来转化为政治实践。

这种批判厘清或者“理论实践”构成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政治计划。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实践”是“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的‘产品’的过程”③。实践也分“层级”: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位于理论实践的层级，它“加工的原料(表征、概念和事实)由其他实践(‘经验’实践、‘技术’实践或者‘意识形态’实践)所提供”④。在这个层级，“生产方式”是采取的各种概念，方法则是使用概念的方式，而产品则是知识或者科学真理。阿尔都塞认为：“去了解就是用理论生产(理论和方法)的方式加诸原始材料进而生产了对象的充足概念。”⑤理论实践或许能通过将“‘两种不同的具体’——作为认识的‘思维具体’和作为认识对象的‘实在具体’”①统一起来促成政治实践。②

在将霍尔介绍给美国学界之时，格罗斯伯格和斯莱克强调了“‘阿尔都塞要素’在文化研究进入结构主义领域的重要性”③。从该领域诞生了被霍尔称为媒介研究的“批判范式”,该范式“从内容转向结构或者说从显示意义转向符码层级绝对是一大特色”④。在霍尔看来，这种“范式转换”构成了媒介研究当中的一个“理论革命”,“而这种变革的核心则是意识形态、社会、语言的政治意义、符号和话语政治学的再发现”⑤。假如“阿尔都塞要素”标志着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那么它也就包含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语言/文化并非实质而是形式。文化并不是表达或者经验的内容，而是符码、目录和分类(也就是组织原则),即它只is Althusser,For Marx,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p.186.)。尽管许多评论家指出阿尔都塞是经济主义者和还原主义者，但是这还是免不了使他容易遭受唯心主义指控的侵害。就经济主义者而言，可参见朗西埃的“论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政治学)”(Jac-ques Ranciere,“O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the Politics of Althusser]”,Radical Philoso-phy,7 [spring,1974],pp.2-15.)和格鲁克斯曼的“腹语者的结构主义”(Andre Glucks-mann,“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New Left Review,72 [March-April,1972],pp.68-92.)的论述；就还原主义者而言，可参见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的论述是提供了思考/意识的框架基础。因此意义——包括活动和组织过程的产物——是文化分析的合理对象。

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一文中，霍尔指出，“废黜了语言的指示概念”,结构主义已经彻底表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并不包含或者给出它们自身的、完整的、单一的、固有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也只是通过语言和符号化被给出意义的”,而语言和符号则是"意义得以制造的方式”①。因为除了语言之外我们无法接近“真实”,并且“社会关系唯有借助言说才能获得意义”②,因此这就印证了那句话“在什么社会环境下做什么事儿”③。因此，霍尔将意识形态视作一套生产意义的规则，即它定义了社会行动的情境。霍尔认为意识形态：

在个体出生前就构成了个体得以诞生的部分特定社会形式和情境。我们不得不“借助意识形态来言说”,因为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极为活跃，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关系和自我处境的工具……它通过为身份和认识构筑主体(包括个人和集体)位置来“起作用”,而身份和认识能够让主体“发出”意识形态的真理，这就好像他们正是这些真理的原创者一般。①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当中将不明事理，正如霍尔指出：“遇到一种意识形态陈述之时，我们自身无法察觉这种意识形态分类的系统规则。”可是，按照结构主义以及阿尔都塞的观点来看，他维持了这种意识形态，“就像语言的规则……容易通过解释和解构模式进行理性的审查和分析，这可以对其根基切开一种话语，并且允许我们检查产生它的各种类型”②。

这一蓝图基于如下假设：脱离语言或者意识形态的结构，确定它的构造原则，并摆脱它为我们所有人构筑的实践意识，是可能的。它假设一个人既能“内在于”(被决定)也能“外在于”(超脱于)这种结构，因此这就能够刺穿话语的生成“基础”。自德里达解剖索绪尔语言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来，后结构主义持续侵蚀的正式生成基础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带有“中心”和“外缘”的结构。由于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来袭，文化研究所致力于的唯物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面临倾覆。借助葛兰西，霍尔试图规避马克思主义或者“完全相反的另一端”③,但是最终不能逆转这一“无法停止的哲学危机”①,而这恰恰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