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主要特色是“阿尔都塞主义”,那么如今完全可以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葛兰西主义”新阶段。②

在《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中——顺便说一下，这篇导论的译者是文化研究中心的科林·默瑟——尚塔尔·墨菲认为，“随着1968年事件发展而来”的葛兰西复兴显示左派知识分子正从悲观主义转向乐观主义，而这些左派人士早年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上，如今他们展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转向的可能性”③。霍尔也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转向的洪流当中。当阿尔都塞遭受到来自朋友和敌人的理论攻击时，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了葛兰西。①在“文化研究及其中心”,霍尔认为“葛兰西纠正了大量反历史的、高度的抽象形式，而这是结构主义所处的理论操作层级”,并且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提供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极限’案例”②。葛兰西与文化主义同样是彼此相容的。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认为文化主义的重点是“意识斗争发展的积极方面……反对结构主义范式的不断沉沦”,而对此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的就是葛兰西，他

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大量与“无意识”有关的更为精妙的术语，并且以一种更为积极而有机的意识形态形式给出了文化的“常识”范畴，而这具备一种干预常识领域的能力……进而组织大量的人。③

因此，葛兰西是阿尔都塞批判者的一剂良药、通往文化主义的一座桥梁，超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局限性，或许能将文化研究带向未来的可能通路。

吊诡的是，霍尔的葛兰西转向竟然是遭受了阿尔都塞的刺激使然。在《读》中，阿尔都塞将葛兰西视为一位重要的，但沾染了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用黑格尔主义的刷子对葛兰西进行着色，阿尔都塞暗示人们只能在葛兰西和他自己当中二者选一，绝不能鱼和熊掌二者兼得。霍尔恰恰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在《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葛兰西》一书中，霍尔、鲍勃·拉姆利、格雷格尔·麦克伦南挑战了阿尔都塞的观点。与阿尔都塞的上述对立观不同，他们认为，“葛兰西扮演了一个生成角色，并且他在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总体的关系中处于崇高地位”①。将葛兰西视作阿尔都塞的一位先驱是考虑到他们二者的共通性：二者都反对经济主义，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在于生产“常识”,并且二者都以政治干预为己任。霍尔和他的合著者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相遇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相遇之一”②。此后，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扮演了携手步入文化研究领域的原创思想殿堂的双星角色。

霍尔坚持认为“完全正统形式的阿尔都塞主义……根本没有在文化研究中心存在过”③。笔者并非反对这个观点，但认为霍尔早期与结构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对其遇到葛兰西，进而随后对后结构主义的回应来说，是决定性的。①将葛兰西引入原结构主义意味着他的关键概念能被整合进已然接受的结构主义原理当中来，这便是霍尔利用葛兰西思想所要进行的首要工作。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中开展工作的霍尔、拉姆利和麦克伦南认为葛兰西的社会形态概念镜像式地反应了阿尔都塞三个不同层次——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对于这两位理论家，他们认为，经济都是“归根到底决定的”,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级则具有重要的自主性。霍尔等人认为政治层级等同于“市民社会”,这是“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在内的中介范围”②,然而意识形态层级，单独的上层建筑，“有助于巩固和整合……阶级和阶级部分进入主从位置”③。与阿尔都塞将社会形态视作一种“结构的复杂总体”概念一样，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也“认为社会形态存在着不同层级并且它们可以进行组合”①。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分与霍尔类似，并且契合葛兰西的“常识”和“系统思想”(或者"哲学")这组概念，这可以“将良知和阶级本能……转化为一种连贯的社会主义观点”②。他们也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和结构的问题”③,因为阿尔都塞有意识形态“质询”社会主体这一概念。正如“理论实践”是阿尔都塞揭露意识形态的关键，葛兰西似乎在暗示激进知识分子运用“系统思想”来对“常识”进行去自然化。④

就像在他之前的阿尔都塞一样，葛兰西也被附加到了霍尔反对还原主义的改革运动当中。在“文化研究及其中心”中，霍尔认为葛兰西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任何还原主义形式的持续抵制——尤其是反对这种经济主义”⑤。霍尔最关注的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这被视为“阶级在这里，霍尔沿袭了拉克劳以及墨菲的思想。正是墨菲让拉克劳了解了葛兰西，并与拉克劳合著了《霸权和社会策略》一书。他们三个人都是通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走向葛兰西的。墨菲争辩道，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经济主义的再发现而言，葛兰西的重要性就在于避免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总体性”错误(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London:Verso,1985,p.8.),而拉克劳则号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后的还原论踪迹决裂”(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London:Verso,1985,p.12)。

争取权力的领域”①。这是“位置的战争”,知识分子的中心工作就是夺取这种领导位置；而霸权“在文化研究领域扮演了一种开创性的角色”②。在霍尔的借用下，霸权被定义为“在一个特殊的斗争场所上所取得的(暂时的)统治权，该领域的接合趋于创造一种社会，及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当下的国家历史任务的情形”。因为这一进程的最后出现“时常取决于各种力量关系的平衡”,所以霍尔认为霸权概念“摆脱了葛兰西思想当中的所有宿命论逻辑的踪迹，避免了从一些具体化的经济基础当中‘读取’政治和意识形态结论的一切**”③。较之于阿尔都塞，人们认为葛兰西的还原论色彩更弱些，其原因就在于葛兰西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与符号、兴趣、主体、阶级以及社会形态各层级的“捆绑”“黏合”产生作用，据此霍尔提出葛兰西让文化研究搞懂了某一意识形态是如何“‘积极地’介入到大众思想当中的，进而重组旧要素、增加新要素，或者通过设定发展边界来‘消极地’介入大众思想当中”④。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结合意味着文化研究应当关注“在语言和话语中并通过语言和话语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接合’”①。

“接合”成为霍尔通过综合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来重铸两种范式的关键概念。因为吸取了结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接合”成为事物形态的结构原则的规约，它决定了要素是(比如能指、所指、符号、推理命题或者意识形态命题、社会形态层级，等等)如何区分并组合的。这个过程是“任意的(arbitrary)”,因为这些要素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实质意义，而是通过接合过程来获得相对意义。在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进行熔铸之时，霍尔对接合概念进行了重要的修订。霍尔保留了将意义视作关系的和任意的结构主义观点，他将“接合”定义为：

能够将两个不同要素在同一种情景之下进行结合的连接形式。这永远不是一种必然的、决定的、绝对的和必要的连接……一种话语的“整体”确实是不同要素之间的接合，而这些要素也能够以其他不同方式进行再接合，因为他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感”。这个“整体”涉及的是在接合话语和相应社会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连接，但是并非是必然的连接。②

可是，与阿尔都塞将接合当作一种结构运作不同，霍尔将其再构为一种参与到意识形态斗争当中的社会主体活动。因此，他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发生和转化的方式之一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要素进行接合，进而生产出不同的意义：打破它们在当下被固定的意义链条”①。

在霍尔看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再概念化帮助文化研究者理解“各种思想是如何掌控大众的头脑”,从而让历史集团“维持其统治和领导权”,并且“让大众对于自己的臣属地位心悦诚服”。这同样也解释了“新意识形式是如何兴起，进而指引大众采取历史行动来反对支配系统的”。在这种知识的武装下，文化研究能够“理解并控制这个斗争领域”②。由此观之，挑战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涉及分辨它的“接合原则”或者构造规则，以便重组其要素并且揭露这种看似自然整体的被建构性。因此，霍尔设想了一种“理论获知的政治实践”,即辨识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基础从而“引起或者构筑在社会、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接合，这或许能引导大众在实践当中以一种进步的方式来干预历史”③。

格罗斯伯格和斯莱克明显接受了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这番理解，他们将其特征描述为“在一方面——通过创造或者构建这些赞同权力的特殊属性的‘整体’来接合意义和实践；而在另一方面——破坏或者‘脱离’这些构建的整体并且再建构一个在实践和经验之间的另一种凝聚点，即它能使权力和抵抗的另一种布置情况得以浮现并赋予权力”。参见格罗斯伯格和斯莱克的“斯图亚特·霍尔文章导引”[Lawrence Grossberg and Jennifer DarylSlack,“An Introduction to Stuart Hall's Essay”,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2(June,1985)]。

然而这个观点被一个矛盾搞垮了。结构主义有一大前提：个别要素(符号、话语单位等)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实质的)意义，唯有用结构(构造原则)将它们置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才会呈现出意义。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一前提，那么个体通过替代或者重组各种要素从而产生一种不同的意义则是荒谬的。因为意义常常只能通过结构逻辑来呈现，个别不同要素的意义的任何改变只能通过结构自身的改变来实现。于是问题就成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环境下的结构改变。站在一种经典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根本答案则是否定的：结构是一种先验的、无尽的、时时刻刻完整的东西。因此，结构主义反对历时性(暂时发展)、支持共时性(结构的一种序列)。在结构主义范式内，人们或许能辨识出一个给定结构的运作逻辑，但是个体们改变这种逻辑的想法则是不合逻辑的。在霍尔看来，唯有假定认为各种要素确实有一种源自某种东西而非结构形式原则的实质(纯粹形式)意义，那么个体能通过对部件的重排来介入意识形态当中才会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求助于可以促进意义的不同实践变化的结构(语言、话语、意识形态等)的“外缘”。“外缘”使得结构主义和霍尔都试着去将葛兰西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

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中，德里达对结构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动了最后一击。他刷新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它的结构概念是一种闭合分类，并且相信研究者可以通过外部调查来理解这种结构的整体。德里达认为这种结构的整体原则(构造原则)既不能从外部也不能从内部来寻求。假如意义的整体源自外部(即某个外在观察者可以观察到的),那么它就可以没有意义，因为意义是通过系统当中的各要素的不同关系来定义的；相反，假如整体原则在结构内部，那么其意义则是由系统中的所有其他价值之间的差异来决定的，并且它无法成为那个系统的整体原则。德里达接受了索绪尔的“符号的一种差异接合的概念”,但是他反对“这种接合发生在理论范围和闭合系统内的观念”①。因此他总结道：一种结构无法通过某种整体法则来组织成为一个闭合系统；它必须永葆开放，不打上某种基本原理或者一种“外部”视角，并且“从属于无限的变化”。因此德里达判定认为结构主义的错误在于将自己想象为一种非常超验的形而上学。这便是后结构主义批判观点的关键所在，不仅针对结构主义，而且针对所有需要基本(形而上学的)原理的思想系统，比如上帝、自然、“人”、结构或者生产力。

这种批判的后果就是整个人文科学渐进的失稳，这其中也包括文化研究。在“意指、表征、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和后结构主义论争”一文中，霍尔对后结构主义做出了回应，他希冀拯救他对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综合，并且避免滑出马克思主义。他重申了他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绝，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形态层级与其他层级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他也批评了自己曾经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他误解了后结构主义的“这里‘没有必然联系’的宣言”,以及“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与其他东西有联系”②的含义。霍尔用“没有必然关联”的“第三立场”来反对它们，即认为“没有一种规律可以保证阶级意识已然明确地出自于或者符合于某种立场，而这种立场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制约”。他承认德里达“正确地指出了能指常常处于不停地滑动当中，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顺从(deference)’过程”①,但是霍尔也坚持自己的“不做保证的宣言……也暗示这里也没有必然的非关联”。因此，霍尔指出：“这是不做保证的，在一切环境下，意识形态和阶级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接合起来或者在阶级斗争当中产生一种自觉的‘集体行动’的社会力量。”②霍尔谴责后结构主义用差异抑制“整体”的做法。在他看来，意指在理论上是差异的永恒运动，但是在实际当中它必然会被构造整体或身份的运动所打断：“不带有一些任意的‘固定’,或者我所谓的‘接合’,这根本就没有意指或者意义。但什么是意识形态，它恰恰就是通过选择和重组一系列等值从而建立起来的固定意义。”③

针对霍尔对后结构主义的不当理解，德里达或许真的无法容忍一丝一毫。这也暴露了霍尔在试图嫁接结构主义(通过阿尔都塞)和文化主义(通过葛兰西)时的根本缺陷。从结构主义来看，霍尔接受了将意识形态视为某种正式结构的观点，即认为意识形态锻造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一来构建社会主体的意义，二来展现人们与“真实状况”的关系——意义是无法独立于或者先在于这种缝合的结构。从文化主义来看，他承袭了意义是社会主体对其生存状态的回应的概念。霍尔将这两种范式合二为一，并指出这些相同主体不仅无法认出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合原则(即“中心”),而且通过有意识地重排各要素来亲自取消它。因此，通过将结构主义的语言概念与文化主义的人类主体概念进行嫁接，霍尔的

“第三立场”拯救了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首先，这两种立场是互不相容的；其次，它们(其中之一或者二者合一)都无法经得起来自后结构主义者的批评。在对这两种范式的早期评估上，霍尔设想文化研究可以轻松解决“思维的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①。十二年后，霍尔认为“如何‘思考’的问题，以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方式，‘社会’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将范式问题遗留在了文化理论当中”②。文化研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本身，而霍尔既没能放弃也没能超越这两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