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欧洲兴起，文化主义应运而生。文化主义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了一种理论依据。1932年，马克思的这部早年作品在德国正式出版，紧接着法国也于次年出版了该书，而该书的英文版直到1959年才得以出版，随后通过查尔斯·泰勒对该书的大力引介，①霍尔、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学者才得以一睹风采。后来霍尔与泰勒还一起担任了《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阿里·雷坦塞就此评论道：“他们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异化状况的批评，积极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得以解放的可能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供了一种改变经济主义的方法，而这种经济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甚嚣尘上。②与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特权相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力求将人类劳动力解释为一种自我创造行为，这就仅仅将生产技术的发展视作是一瞬间的事情”①。
威廉斯和汤普森强调这种具有本质作用的人类创造性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鉴于反对将文化和意识视作是经济生产力的直接反映，他们力求恢复实践在历史当中的地位。正如汤普森指出的，“这是一种能动过程——同时人类据此过程得以创造历史——而这正是我所一直秉持的观点”②。威廉斯也批评这种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问题，因为“艺术降格成为一种对基础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纯粹反映，因而艺术就堕落成了寄生虫”。在威廉斯看来，“人类的创造因素是自身个性与外在社会的根源；它既不能被艺术所限制，也不能被政治决策和经济生活的系统所排斥”③。
假如说文化主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正如霍尔所言，这种霸权“随着‘结构主义’在学界的登陆而被打破了”④。正是在霍尔的领导下，结构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自身的范式地位。与文化主义一样，结构主义也涉及反映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公式的问题。
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认同“经济基础具有无可争辩的首要地位”,然而这是旨在发展“马克思几乎从未谈及的上层建筑理论”①。巴特的《神话学》利用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详细阐明这种将小资产阶级文化转变成为一种普遍本质的神秘化”②。阿尔都塞通过他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概念来改变经济主义，并且主张一种“上层建筑的特殊功效理论”,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待详述的”③。实际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已经将这种结构主义蓝图的特性概括为“上层建筑研究，或者更简略而言就是意识形态研究”④。
结构主义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挑战了反映论。索绪尔的卓越贡献在于他破除了我们先前对于语言的错误观念，即“语言是对于预先存在的意义或者心灵印记的反映或者表现，它是一种以物质的方式对某些非物质的东西的再现”,这种再现是通过提出一种语言的关系理论而非实体理论来进行的。⑤借助符号来反对所谓认知状态的预先世界的存在，索绪尔主张词语与思想是在语言系统当中共同产生的，这种产生过程是依据差异和组合的原则进行的，它将形式同时加诸思想与物质之上。在索绪尔模式当中，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符号分类系统，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通过二者的不变代码进行接合，即将每一个不同的能指分配给每一个独特的所指。这种代码需要各种元素之间的差异和重组，依据构造的严格规则，这种构造原则的公式组成了语言的“结构”。因为需要使用语言，那么一位言说者就必须通过元素之间的差异来确定某一个特殊元素的特性，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系统常常是已然完整的——这是一种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共时性总体”①。在索绪尔模式里，意义并不是一种意识的或者事物的特性，而是一种接合的形式图式的效果，即它决定了元素是如何彼此区分进而相互组合的。因此，符号与指示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换言之，这并不是事物的一种反映),符号的显性内容(包括观念和语音实体)隶属于它们在语言结构[语言(langue)]当中作为实用价值的功能，即组成了实际的语言使用[言语(parole)]可能状态。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体”②,它“只包含差异关系而非肯定关系”③,
法国结构主义是通过将索绪尔的语言概念“大力阐释”为形式(form)而非实质(substance)的方式得以产生的。④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些重要原则的使用——比如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structure)、语言的非写实模式(nonrepresentational model)、符号的任意性学说(arbitrariness)、不太关心语言的指涉维度、关注语言(langue)和共时性(synchrony)胜于言语(parole)和历时性(diachrony)——结构主义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文化和社会研究当中，而此举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如果说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概念是社会研究的总体蓝图，那么结构主义者就会指出：可以将人类实践的多样性理解为“结构代码规约下的意指系统的不同接合”①。因此，从诸如亲属关系到饮食习惯、从神话到文学都可以被视为这个同样的总体原则的显露。尽管形式对实质具有优先性，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作是“思想、科学和哲学的特权对象”,视作是“人和社会历史的‘关键’”,以及接近社会运行规律的方法。②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指出：“语言科学知识投射在社会实践的总体上……据此奠定了一种探究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的科学方法基础。”③结构主义的重心在于个体们的活动“沦为语音材料的层级”。也就是说，个人行动是任意的——不带有自身的实际意义——因为他们的意义是通过在预先存在的接合模式当中刻制的。因此，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类是“被结构言说的”。
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现代语言学以及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的人文学科的命运是被索绪尔决定的，因为他自开山以来就将语言区分为‘外在’元素与‘内在’元素。”通过将自主性引入语言当中，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使用了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即通过“将语言工具与生产、使用它的社会条件分割开来，从而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最自然的社会科学”①。结构主义者大都持有上述的批评观，据此他们在两个方面从事相关活动：先通过将语言与其余社会历史存在进行理论分离以便进行科学分析，然后再将语言的操作规则再反向投射到“社会实践的总体上”。唯有通过这种预先分离的方式，语言才能成为“进入社会运行规律”的特权模式。语言的特权总体是对于意义的一种历时性理解的贬抑，即主张意义全部源自一种共时性系统的运行。由此观之，历时性沦为了一种没有意义的纯粹重复——它只是一些“不连续的序列结构”②。因此，结构主义者对于任何历史必然性概念的拒绝使得他们赞同“不可简化的偶然性”③。在索绪尔的阴影下，结构主义者以结构(静态系统的内在关系逻辑)取代历史(暂时发展)并将其作为研究方法与对象——此举为放弃马克思主义铺开了道路。
鉴于文化研究寻求一种非反映论的文化概念，那结构主义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就是可以预见的。在斯帕克斯看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就被引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且比任何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严肃讨论都来得早”①。从1969年到1971年，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努力“寻求一种替代性的问题式和方法”,这其中就包括了诸如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②对该时期的理论重估与霍尔升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相一致，这标志着文化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动摇。这种转变在霍尔“两种范式”的评价当中得到体现，在文中霍尔支持这种将“经验”视作结构效果的结构主义文化观，就结构主义的“结构整体的必然复杂性”概念与文化主义的“表达因果关系的复杂单一性”概念而言，③霍尔对前者的推崇胜于后者，而且霍尔认为前者的方法论的优越性在于“它切入了现实的复杂性当中”④。
霍尔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处理表明了他对结构主义基本原理的接受。“语言学范式”,霍尔指出，让列维-斯特劳斯处理文化的方式“不只停留在它与实践内容相符的水平上，而是处在它与形式结构相符的水平上”,并且“将‘文化’视为思维和语言的范畴和框架，据此不同的社会类型则来自他们的不同存在状况当中”。更进一步来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和实践可以让上述范畴及精神框架得以生产和转化，并且这主要还是通过模拟语言(最重要的‘文化’媒介)自身的运作方式来实现的”。对于霍尔而言，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生产意义范畴的方式来强调各种内在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将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进行概念化处理的方式——据此“一种确定性的因果逻辑被一种结构主义的因果关系排除了——这是一种约定的、内在关系的、结构以内各部接合的逻辑”①。
然而在霍尔看来，结构主义只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某种理论影响，当然他也认同“结构主义是一种对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进行着色和影响的干预形式”②。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霍尔及其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从意义(meaning,作为人类的活动)转向意指(signification,作为语言的运作)。“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模式是霍尔的媒介话语的概念基础，正如霍尔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这反映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开始对文化研究产生影响”。编码/解码模式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存有异议，对于诸如将意识形态、语言和文
化视作是第二属性的，即将其视为被社会经济过程决定的而非自主设定的概念表示不满”③。从语言操作的观点来理解意指使得霍尔将媒介“意义和信息”描述为“一种借助话语横组合链中的符码操作，并且在‘语言规则’以内形成的特殊组织的符号工具，这就像传播或者语言的所有形式那样”①。霍尔认同语言系统先于并且决定着“现实(real)”的观念：“许多事件的意义只能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当中得以呈现。当某一历史事件在话语符号之下传递之时，这就受制于那些使语言可以表意的所有复杂且正式的‘规则’。”②因此，霍尔认为，话语并不是“对‘现实’的‘透明’呈现，而是通过‘符码操作’来对知识进行建构”③。
霍尔的“新闻图像研究”一文明显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和巴特的影响。承接巴特的“图像修辞学”,霍尔研究了“使得意义成为可能的符码”④,从而识别出“那种通过选择机制⑤功能将世界进行分类⑥的潜在‘深层结构’”⑦。这种将意指视作为“原始材料”⑧分配意义的知识建构过程的观点在霍尔的“文化、媒介和‘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再次出现。因此，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意指纯粹源自系统内的各元素的形式接合——被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进而在媒介研究当中得以运用。对于霍尔来说，结构主义方法的价值在于可以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文化理论，该方法可以“研究符号和表征的系统”;它“强调文化的具体性和不可还原性”①。这与“人本主义理论”②完全不同。霍尔认为：“结构主义迫使我们不得不去真正反思这种作为实践的‘文化’:思考意指的物质条件及其必要。”③这里使用了“实践”和“意指的物质条件”的语言，据此我们突然发现了阿尔都塞对霍尔思想的影响。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向往一种“上层建筑理论”,巴特也将符号学的目光转向意识形态，但是唯有阿尔都塞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