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曾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指出了反映论的核心问题。在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十年主任生涯(1969—1979)作别不久，霍尔发表了这篇文章，此文被视作是通过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二者交叉领域的基础进行探究，进而指明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未来。文化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汤普森、威廉斯以及理查德·霍加特，他们被认作是继承并修正了阿诺德一利维斯式的文化视角，即是将产生并展现人类生存的意义、传统和实践的新成分扩入其中。结构主义者(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巴特以及阿尔都塞)同样将文化视为意义，但是他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这里的意义(更确切而言是意指[significa-tion])并不被视作是源自人们的主观经验，而是源自一种先于并决定个体经验的客观符号系统。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经验并不是意指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由是观之，结构主义者的反人本主义倾向与文化主义者的人本主义倾向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

霍尔注意到这种张力的同时也指出了将它们进行结合的关键点：二者都面临重要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并且它们都强烈地抵制反映论。假如每种范式都是“一种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进行彻底决裂”①,并且“如果这里有错误的话，那么它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回应”。在霍尔看来，“它们对下列一个问题的坚持是正确的——该问题恢复了所有的非还原确定性难题——它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文化研究的能力转向取代唯心论与简化论二者的无尽摆动上来”①。“不同实践的特性以及由此组成的接合整体的形式”是一个“核心问题”,霍尔暗示对上述两种范式的结合或许会提供一种理解该问题的方法。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是未来文化研究的关键，因为它们“尽管方式完全不同，但是都面临着条件和意识的辩证法”,并且都“提出了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逻辑’二者的关系问题”②。

十年后，霍尔依据文化研究的起源来重新考虑该研究领域的未来。此时他认为文化研究事业“起源并发展于对一种必然的还原论和经济主义的批判上——并且我认为这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并非外在于而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产生了一种论争，据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都试着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③

此前的学者力求把握文化和社会总体性二者的辩证关系，但是如今霍尔认为这似乎显得天真而贫乏：“这里时常涉及一种文化介质的偏向问题，比如语言、文本性、意指，这些东西常常直接或者间接地避开与其他结构进行连接。”因此，“在文化研究理论领域之内，想要获得任何一种类似文化关系及其效果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文化研究学者必须学会接受这种“文化的置换”,并且它“自身无法与其他问题达成和解，这种其他问题也永远无法被批判的文本性所全然覆盖”①。在这十年间，理论研究的术语已然改变了。在纪念怀特时，霍尔并未提及“条件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而是看到了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社会和符号的关系，权力和文化的‘游戏’”②。因此，文化研究看起来明显经历了一种问题式的重构。实际上，霍尔将这种“转化隐喻”的经过描述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彻底‘转向’”③。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转变呢?文化研究学者的普遍回应是文化研究已经超出了那种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初创范式。在霍尔看来，这种理论演化预示着“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④。这种立场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回响。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正在超越政治经济学(进一步而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和反映论”⑤,即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霍尔的学生，他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罗斯伯格也将文化研究的任务定义为发展一套有关文化和权力的理论(Lawrence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vs.Political Economy: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2(March,1995))。

认识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难以描述的。①安吉拉·麦克罗比认为：“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反对还原论和经济主义的激进研究方法的浮现开始，似乎这‘两种范式’就与马克思主义一同出现了。”②“作为整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她暗示，“已经无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当下的研究模式了”③。伴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粉墨登场以及“宏大理论”的分崩离析，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开放性。④

与此相反，也有批评者将这种思想转变视作是一种大倒退。科林·斯帕克斯就主张这种转变正在丧失文化研究旨在“理解文化决断”的初衷，文化研究已经选择了“一种本质上的本本主义者的思路”⑤。保罗·史密斯认为，文化研究已经选择将政治踏入文学领域或者将它们“最大限度地彼此隔离开来”。这两条路线都回避了“生产方式和市民生活与文化形式”以及“市民生活与文化本身”的关系问题。在史密斯看来，“文化研究仍然处于将经济、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域视为彼此分离的阶段”⑥。这种分离分析的结果就是丧失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实践：

由于这些领域的分离，文化研究就无法理解下述问题：文化研究自身能够有效提出的唯一目标就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层认识，文化研究必然被人们彻底谴责为一种更加资产阶级化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它反映了上述领域的分离，而这是资本主义话语监控的一种绝望的努力。①

丹·席勒也对文化研究的下述倒退提出了批评：文化研究不再思考传播、文化与社会总体性之间的关系了——他认为这种趋势使得传播研究史在大体上陷入了困境。对于席勒来说，这种趋势源自传播理论当中的一种心物分离的二元论，或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结果导致了一种“永远无法在一种单一的概念总体中对‘劳动’与‘传播’进行综合，甚至是包容的无能”②,

上述三种批评论调都将矛头指向一处：文化研究放弃了文化与“非文化”二者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换言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斯帕克斯和席勒将这种倒退视作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转向的结果。在斯帕克斯看来，鉴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在对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的推崇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因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在文化研究领域大体上获得了一种正统的地位。随后文化研究就从阿尔都塞自身的弱点当中走向了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①席勒同样指责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认为这使得意指与其余的实践活动隔离开来：“它与其他的生产过程分离，意指——这被誉为一种‘现实的积极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一种自主生成原则。”②因此，“生产的全过程被严重削减了，而对于威廉斯等挑战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经典模式的人而言，生产的全过程仍然是至关重要的”③。

斯帕克斯评论道：“今天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主导观点或许就是褪去马克思主义这张皮，因为文化研究自身已经能够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文化分析进行阐述。”④实际上，许多文化研究学者似乎欣然放弃了这种过时的理论框架，并且对那些还在束缚自身的东西心生厌恶。⑤其中的含义就是文化研究最终已经超越了唯心主义和还原论，并且它解决了曾被霍尔视为“关键问题”的“所有非还原确定性问题”。这恰恰就是我想要质问的假设。我也认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永远打上了20世纪70年代所采用的“结构主义范式”的印记，据此它反击了文化反映论。在霍尔的领导下，文化研究者们试图利用文化与“非文化”的分离来解决这种文化反映论问题——这是一种结构主义赋予的语言形式对实质、偶然性对必然性、共时性结构对历时性发展的特权所促发的转变。就文化研究随后以阿尔都塞和葛兰西为中介挪用马克思主义来说，对结构主义的这种推崇至关重要。文化研究工程因为采纳了带有鲜明索绪尔立场的结构主义，所以，它内在地容易受到批判索绪尔立场的后结构主义的破坏而失去稳定性。霍尔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从旨在理解“条件和意识的辩证法”①,到承认根本无法“获得那些对文化的关系和效果的充分说明”②,这反映在文章当中就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该转向的致命伤就是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诺。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人认为这种思想轨迹的转向构成了一种理论进步。在我看来，这种论调只不过是老调重弹。霍尔对文化反映论问题的解决——使得文化具有自主性——不仅保存了反映论和自主性的二元论，而且保存了“非文化”的自主性，一般来说，“非文化”就成为“基础”或者“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经济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一种自主经济或自主基础，因此霍尔将这个从一开始就在文化研究领域盘旋的特殊幽灵保存下来。笔者认为对这种文化反映论问题的克服包含着拒绝文化与“非文化”的分析式分离以及此二者的自主性，以及对长期以来一直未深入研究的“基础”观念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