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文化必须透过自身术语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非文化”)的关系来加以理解。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该领域的两大“奠基人”就开始思考上述关系问题。在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两年，爱德华·汤普森对雷蒙·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一书进行了评论。在对威廉斯的作品大加赞誉的同时，汤普森还认为威廉斯尚不能满足其“研究全部生活方式的各种元素之关系的文化理论”①的诉求。汤普森还指出了这本书的两个方向性错误：其一，它走向了一种“文化等于社会”的危险境地；其二，它将文化与政治、经济隔绝开来，没能建立一种“根据它们彼此构筑的关系系统的立论方式”②。汤普森反驳认为“任何文化理论必须包括文化与非文化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据此他开出一剂良方：

我们必须假定生活经验的原材料是处在一个极端上的，而所有极其复杂的人类学科与系统、结合与非结合，以正式方式形成体系或者以非正式方式进行分散，这些则是在另一个极端上对上述原材料进行了一种“处理”、传递或者曲解。③

尽管这两位奠基人后来都被置于“文化主义”的旗号之下，但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在汤普森看来，文化与“非文化”的领域是凭借经验进行划分的，然而威廉斯则寻求将文化视作一种具有社会总体性的整体概念——后来他将此称为“不朽的整体实践”。④实际上，他在回顾《漫长的革命》一书时指出：

试图发展一个社会总体性理论……寻找一种尤其是可以研究作品与时期之结构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连接并阐明特殊的艺术作品形式，但也形成并连接着一般的总体社会生活。①

在探讨文化与“非文化”、文化与社会总体性的关系问题时，汤普森与威廉斯无疑揭露了这种“反映论”问题——西方思想对于文化的主导理解是将其视作一种对原始精神或者物质进程的反映。在与马克思主义知识立场的对话当中，他们所涉及的这种反映论本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兴起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后被许多欧洲共产党所欣然采纳，并且这在第三国际以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变得牢不可破。②这种“凝固化和单一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③将生产力发展状况视作是考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而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存在则被归入了“上层建筑”,并且还将“上层建筑”视作对于经济基础的一种反映，经济基础则被视作一种自主的、自决的和绝对的存在。①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及其文化反映论一直统治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汤普森与威廉斯则挑战了它们。②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实际上，自卢卡奇以降，许多聚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大旗下的学者也在探讨这种潜藏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当中的反映论问题(比如，布洛赫、布莱希特、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葛兰西、萨特、古德曼)。正如马丁·杰伊所指出的，尽管这些思想家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他们在“彻底抛弃第二国际的遗患”上面达成了共识，并且都认为“文化”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③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不断努力反思上层建筑概念和反映论问题，而霍尔及文化研究学者则是这项工作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