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唐之后，已然七十多岁高龄的裴矩再次令人惊愕地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这位给隋炀帝出尽了坏主意的裴公，竟然成了大唐初年有名的忠直干才，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他的身影。

武德八年（625年），备受东突厥倾轧的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人入唐请求和亲，唐高祖因其远隔苍茫犹豫难断。对突厥形势了如指掌的裴矩劝谏：现在突厥东强西弱，我们应远交近攻，答应与西突厥和亲，这样就可以有力牵制东突厥的颉利可汗，然后再徐徐图之。高祖深以为是。

武德九年（626年），祸起萧墙，秦王李世民突然发动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闪电般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作为“太子派”重要成员的裴矩值此生死关头，再次神奇地选对了边，迅速倒向了李世民的“秦王派”。

太子、齐王被杀后，二人的余党数千人退守东宫，欲做殊死一搏，裴矩受命前往劝说，竟令太子派残党土崩瓦解，为李世民上位立下大功。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裴矩继续备受重用，被任命为民部尚书，此时他已经年近八十，但是依然宵衣旰食，勤政不已。

更为重要的是，裴矩察言观色的能力一点儿没有因为身体的衰老而衰退。他很快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想当明君，因此自然会喜欢诤臣（至少做出的姿态是这样的），于是裴矩开始了他又一次的“角色反转”。

唐初官场腐败严重，令唐太宗非常头疼，竟想出了“钓鱼执法”的下策。他暗中派人以财物行贿，试探官员，结果刑部的一个官员没禁住**收了一匹绢，唐太宗大怒，要杀这个人以儆效尤。

皇帝在气头上，没人敢说话，不料裴矩站了出来，据理力争：官员贪腐，自然该杀，可陛下以财货诱之，令其犯错，这不符合圣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训诫。这一番话竟然说动了李世民，他还召集朝廷百官对裴矩大加褒奖：“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从此，裴矩又成了和魏徵齐名的诤臣！

不过，这是裴矩最后的辉煌了。不久后的贞观元年（627年），裴矩病逝，时年八十岁。

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在历史风烟里一路走来，究竟应该怎么评价裴矩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的评价比较中性：“佞于隋而忠于唐。”其实不是裴矩变了，而是皇帝品行不一样了。皇帝的喜好就像立在宫殿前的华表，而臣子就像华表的影子，影子的形状，取决于华表。

《新唐书》的作者之一、曾写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则对他评价很低：“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唯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妖禽孽狐，当昼则伏自如，得夜乃为之祥。”

曾与裴矩同朝为官的御史孙伏伽，曾言辞激烈地弹劾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说他是“苟钓虚名，不知救恤百姓”之辈。与裴矩见风使舵不同，这位孙伏伽不但是国史可考的第一位状元，而且曾经拽着唐太宗的马缰死谏，是个真正的“硬骨头”。

总体而言，裴矩的历史形象复杂多变，难以定论，但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气节而言，似有所亏。也正因此，同为所谓“诤臣”，魏徵死后谥号“文贞”，而裴矩死后却谥号“敬”，虽然都是嘉词，但在中国委婉而有深意的谥号表意体系中，还是有很微妙的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现代人也会拿这位传奇人物来开开玩笑。在黄易的著名武侠小说《大唐双龙传》中，裴矩竟成了魔门第一高手石之轩的化身。这则趣闻，也为后人对他的评价留下了一个看似荒诞实则颇有意味的注脚。

天生反骨吴三桂，在明亡明，事清叛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个甲申年，也是让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

这一年里，闯王李自成攻进北京，建立大顺朝；大明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大清皇帝皇太极去世，儿子福临被多尔衮等亲王拥立为帝，建元顺治。

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接连发生，有一个人一直处于时代大旋涡的中心，对历史的走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