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初，原本就不平静的大宋朝堂再生变故。正月十二日，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一命呜呼。因哲宗无子，其弟赵佶继位，即为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宋徽宗。

随着徽宗登基，神宗之妃向氏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政局也朝着对元祐诸臣有利的方向发展。果然，到了二月底，徽宗皇帝大赦天下，之前被贬的元祐大臣也得以赦免，从各处偏远之地内迁。

身在儋州的苏轼，因为消息阻塞，三月初才得知这一消息。而直到五月，朝廷的诏令才送达苏轼手中，他被迁为琼州别驾，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六月，苏轼准备就绪后，决定离开谪居三年的儋州。

在苏轼启程之前，当地人纷纷赶到他的住所桄榔庵拜别，他们既为苏轼感到高兴，也为即将面临的离别伤心，甚至有百姓因为不舍而执手相哭。这样的场景让苏轼不觉动容，他又想到这三年与黎民的深厚交情，一时间百感交集，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的故乡之情绵长而激烈，无论身在何处，心中一直牵挂着眉山老家，却又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四海为家，走到哪儿爱上哪儿。对杭州如此，对黄州也是一样，而即使是荒凉艰苦的儋州，他依然爱得深切，甚至萌生过余生定居儋州的想法。然而，纵然他不舍儋州之地，不舍儋州的百姓和友人，他终究是有自己的使命，终究是要离开这座海岛的。

六月二十一日，苏轼渡琼州海峡，前往徐闻。在这里，他见到了阔别七年的秦观。秦观在绍圣初年的政治风波中被贬雷州，此时也蒙恩北迁，他听闻苏轼会经过徐闻，便特意到此等待。师生二人见面，悲喜交加，激动地互问近况。但因秦观要奉命去衡州，而苏轼也要到廉州赴任，二人同行到雷州，便不得不就此告别。然而，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没想到秦观北行到藤州时，于八月十二日不幸病逝，时年五十一岁。

之前，苏轼与秦观分别后，于七月四日抵达廉州，刚安顿下来，又接到朝廷诏令：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于是，他又匆忙收拾行囊，踏上前往永州的道路。就是在北上永州时，他听闻了秦观去世的噩耗，“两日为之食不下”，甚至决定去藤州再看秦观一眼。然而，当他昼夜兼程地赶到藤州时，才知道秦观的女婿范温已经将其灵柩运走了。伤心的苏轼只能在风中反复哀叹秦观的早逝：“哀哉痛哉，何复可言！”

此后，痛失爱徒的苏轼继续北归，计划经广州乘舟前往永州。不过，十一月中旬，他又一次接到朝廷诏令，“得免湖外之行”，即可以随意选择居住地。这总算给愁云满面、一身疲惫的苏轼带来了些许安慰，仿佛北上的道路突然间开阔了许多。

建中靖国元年（1101）初，苏轼到达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庾岭。自绍圣元年（1094）九月他从此岭赶赴惠州，至今已经过去七年了。在士大夫眼中，大庾岭号称是政治分界线，凡是官员被贬到岭外，很少能够再回来。但苏轼做到了。

他在大庾岭上徘徊，思绪不禁翻飞，写下了《过岭二首》《赠岭上老人》等诗。他庆幸自己“暂着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也感慨“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怀着激动的心情，苏轼带领家人翻过大庾岭，到达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但因赣水干涸，难以通航，只能暂时在此地停留，等到水涨后再继续前行。他滞留虔州的时候，许多人慕名赶来，或为一睹他的风采，或为向他请教学问，或为求取墨宝。对于来访者，他总是随和接待，有求必应。

就这样，一直待到三月下旬，赣江水涨，他才离开虔州，继续北上，并于四月到达南昌。南昌太守叶祖洽见到他，笑问：“世传端明（学士）已游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苏轼答：“途中见子厚（章惇字），故返回耳。”

说到章惇，苏轼在北归时倒收到了章惇之子章援的信件。这封长达千字的信，言辞诚恳，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希望苏轼日后放过他们父子的恳求。世人皆知，章惇曾经不遗余力地迫害苏轼，章援有此想法，实属正常。然而，他们却错看了苏轼。此时的苏轼，早已放下昔日的恩怨是非，更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因而接到此信后，苏轼也马上回了一封长信，诚恳地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年高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被宋徽宗贬到雷州的章惇备用。这封书信，后来成了章家人的传家宝。

因为朝廷特许，苏轼可以自己选择以后的居所，但他却犯难了，北归的路上一直在反复琢磨，直到五月抵达金陵时也未能定夺。原来，他属意常州，但弟弟苏辙则希望他到颍昌定居，方便兄弟二人一起安度晚年。其实，苏轼内心非常希望与弟弟团聚，实现邻榻而眠、夜雨对床的夙愿，只是颍昌距离汴京太近，难免会沾惹政治气息，这对想要退隐朝政的苏轼来说，是极为避讳的。因此，当两兄弟都可以“任便居住”时，苏轼一直在犯难。

正当苏轼在金陵停留，举棋不定时，苏辙再次来信，恳请兄长到颍昌。苏轼终是不忍让弟弟失望，决定去颍昌定居了。在启程之前，他先让儿子苏迈和苏迨回常州搬家，他则趁这段时间与友人钱济明、表弟程德孺前往金山寺游览。

三人登高望远，畅所欲言，仿佛回到了青年时期，只是他们都知道时过境迁。在金山寺里，还藏着李公麟所画的苏轼像，苏轼这次前来，看到自己曾经的画像后，忍不住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首题画诗中，苏轼回首了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漂泊不定，纵然有忧国忧民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失意之中，他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这种凄凉的氛围，饱含着抒写不尽的人生苦闷，但他话锋一转，用诙谐的语言调侃起自己的平生功业——不在杭州，也不在汴京，而是在贬谪的黄州、惠州和儋州。这就是苏轼，总是语出惊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

这次游览金山寺，苏轼也从任职浙江转运使的程德孺口中听到了关于朝堂的传言。自徽宗皇帝登基后，变法派的章惇、蔡京相继被罢免，元祐诸臣则不断被起用。在这其中，苏轼和苏辙兄弟是资历和威望最高的，很多人认为他们重新得到重用指日可待，甚至有传言称苏轼将出任宰辅。而民间百姓，更是祝愿他早日做宰相，造福于天下。

然而，政治却是风云变幻的。此时的汴京城，变法派的曾布、赵挺之等人正在酝酿着“绍述之议”，计划召还蔡京，继续打击元祐诸臣。

这样的时局令苏轼非常吃惊，他刚从七年的岭南生活中缓过来，对政治斗争始终心有余悸。因此，他思索再三，还是决定远离靠近京师的颍昌，而去常州定居。行程既定，苏轼马上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政局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和规划。然后，他继续向常州进发。

五月下旬，苏轼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因要变卖之前在真州购买的几间市屋，便停船上岸。令他惊喜的是，他在此地竟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米芾。原来，米芾在真州办了西山画院，他得知苏轼路过此地，特意赶来相见。在书法领域已成大家的两人，仿若他乡遇故知，言无不尽，自是万分欣喜。

然而，进入六月后，苏轼的身体却出现不适。他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体质不比当年，又在遍布瘴气的岭南之地待了七年，瘴毒或许早已浸入身体，而这一年来又不断舟车劳顿，甚少得到休息，再加上这次在真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闷热的小船之上，河道内的污浊气体也始终包围着他。

这些多重因素的组合，终于导致苏轼生了大病。他连续多日腹泻不止，“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甚至不能平卧。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担心自己或许将不久于人世，便撑着病体，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信，交代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苏轼生病期间，米芾多次前来探望，并带来主治火毒入里的中药“麦门冬饮子”。然而，苏轼的病情始终未能好转。六月二十日，他离开真州，先渡江过润州（今江苏镇江），之后抵常州，暂住在朋友钱济明为他租借的孙氏馆里。

到了常州，他依然缠绵病榻。病况偶有好转，没想到次日又发起高烧，热毒大作。他强撑病体写了《与钱济明书》，在这封书信中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

苏轼具有丰富的医药知识，但他给自己配的药，经后世医师来看，其实药效不大，尤其是人参和茯苓属于温药，而不是苏轼所说的清凉药。再加上苏轼患的并不只有瘴毒，还有肠胃、心肺等疾病，这就更加重了救治的困难。

七月十八日，苏轼自知大限将至，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简单地交代了一些后事。见儿子们皆眼含泪水，他安慰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

此后的几日里，苏轼大部分时间是安心躺着睡觉，醒了会和家人、朋友说话，也会和远道而来的径山寺长老惟琳交谈，尽管谈的多是关于生死的问题。到二十五日之后，他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死亡之神越来越近……

在他弥留之际，惟琳俯到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勿忘西方。”（不要忘记去西天的事。）

苏轼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西方是有的，但此中不应用力。）

钱济明也凑近他耳边说道：“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著力！”（先生平时信佛，现在更要用力！）

苏轼闭目答道：“著力即差！”

此后，苏轼不再言语，终是溘然长逝。这一天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时年六十五岁。

苏轼病逝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举国为之震悼，山河同悲。他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和士人学子的哀悼自是不必说，而在他曾经任职的那些地方，百姓也相与哭于市，自发地举行群体性的哀悼活动。

一代伟人苏轼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满腹才华，胸怀大志，对国家尽忠职守，对百姓爱民如子，但他的人生却在大大小小的风波中飘摇跌宕，这不得不令人唏嘘，或许正如其弟子李廌所说：“道大难容，才高为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