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二年（1095）三月七日，苏轼在惠州待了五个月了，这时他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新任广州提刑程正辅。

这个程正辅不是别人，正是苏轼的表兄，也是他的姐夫。然而，原本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却因为苏轼的姐姐八娘之死而反目成仇。原来，苏八娘嫁到程家不到一年，就因备受公婆责难，抑郁去世，这件事从根本上影响了苏家和程家的关系，当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专门写了一封绝交信，与程家断绝关系，此后苏轼与程正辅也不再往来。

如今，苏轼落难于惠州，程正辅则在广州巡视，似乎报复苏轼的时机到了。有意思的是，程正辅正是章惇特意派到广州的，阴险狡诈的章惇打听到这段前尘旧事后，便想利用这件事继续刁难苏轼。

然而，程正辅和苏轼见面后，却是另一番场景。他们在嘉祐寺简陋的斋房中对坐而饮，互相追忆眉山往事和童年时光，却在忆旧事、思故人之中，发现亲情依旧如此珍贵。他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成为朋友。而在程正辅的帮助下，苏轼也回到了环境清雅的合江楼居住。

搬回合江楼后，苏轼的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他每天或静坐沉思，或酿酒做菜，或写诗怡情，生活自在而惬意。虽然被贬到如此荒远之地，他远在内陆的朋友们一直都没有将他忘记，朋友们的书信往来不断。陈慥致信说，要到惠州来看望他，他回信劝阻老朋友：“莫作儿女态也。” 他常说“须髯如戟”，意思是七尺男儿不独骨头要硬，连胡须都要坚硬如戟。

其实，苏轼内心非常想念老友，只是不愿朋友们远道奔波，尤其是岭南一向被视为凶险之地。不过，这依然不能阻止友人前来。有一位杭州和尚，名叫卓契顺，从江南到岭南走了几千里路，只为送几封书信。卓契顺是苏州守钦长老的门下弟子，一日，苏迈拜访守钦长老，为送信的事儿犯愁，旁边的卓契顺说：“惠州又不是在天上。”他决定亲自送信。

他一路跋山涉水，到惠州时已然精疲力竭，人瘦如柴，但他见了苏轼却开心地傻笑起来，拿出了苏迈的家信，以及佛印、钱济民等人的问候信。在场之人无不落泪，苏轼也非常感动，要送些礼物给卓契顺。然而，卓契顺却说，只想要一幅苏轼亲笔写的陶渊明《归去来辞》。于是，苏轼铺开纸笔，浓墨挥毫：“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幅写给卓契顺的书法长卷，至今犹存，见证了友人们与苏轼的情意。

绍圣三年（1096）三月，苏轼在惠州一年多了，朝廷关于元祐党人永不赦还的消息传来，他决定在惠州长期定居。很快，他找好地方，在白鹤峰买下了几亩田地，计划把在宜兴的长子苏迈全家和幼子苏过的家眷都搬到惠州。至于二子苏迨，因文采颇佳，苏轼则想留其在宜兴应试科举。

地买下来之后，苏轼便着手规整土地，建造房屋。他计划建屋二十间，凿井四十尺，并在南面的空地上种上花草树木，营造一个宜居的田园之地。为了完成这个设想，以及便于监工，他又从合江楼搬回到嘉祐寺居住。

苏轼在白鹤峰买地建屋的消息传开之后，当地的百姓纷纷自发前来帮忙。在他们的帮助之下，一座结构精巧的民居很快便初具规模了。苏轼高兴万分，在架设房梁的那天，专门写文《惠州白鹤新居上梁文》，其中说道：“伏愿上梁之后，山有宿麦，海无飓风……凡我往还，同增福寿。”

然而，苏轼的美好愿望却被现实击得粉碎。新居尚未建成，绍圣三年（1096）七月，他的侍妾王朝云便病逝了，年仅三十四岁。

仅在数月之前，王朝云还在过三十四的生日，那时苏轼写下了《朝云生日致语口号》，其中后四句，苏轼称赞王朝云道：

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

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

容貌秀美的王朝云，死于惠州流行的瘴毒，苏轼种了那么多草药，依然未能挽救她年轻的生命。临终前，她口诵《金刚经》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王朝云去世之前，她仿佛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在为苏轼唱“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唱着，唱着，眼泪便流了下来。而在王朝云去世之后，苏轼终身不听不书这首《蝶恋花》。

根据王朝云的遗愿，八月三日，苏轼将她葬于惠州丰湖岸边的栖禅寺东南山坡之上，那里有大片的松树林。后来，栖禅寺的和尚们感念她高尚的品质与对佛教和禅学的信仰，专门在她的墓地上建造了一个亭子，世称“六如亭”。

悲伤之中，苏轼也为王朝云写下了墓志铭：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遁，未期而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王朝云于熙宁七年（1074）进入苏家，至此她已陪伴苏轼二十二年，在这期间，无论苏轼在宦海中如何沉浮，无论苏轼在杭州、徐州、黄州、汴京、扬州、定州等地如何辗转，她始终不离不弃，深情不变。尤其在偏远的惠州，她无怨无悔地陪在苏轼身边，细心地照料苏轼的饮食起居，精打细算地安排苏轼父子的生活，闲暇时便跟着苏轼一起读书、习字，也与苏轼谈禅论道，仿佛艰苦的生活和在繁华的京城时并无分别。

更为重要的是，她虽然是一名侍妾，却是苏轼的知己，是王弗之后最懂苏轼的人。在世人眼中，苏轼是文坛全才，是政坛上的不幸者；在政敌眼中，苏轼是顽固不化的反对派，是政治方针的挑刺者。但只有王朝云深切明白，苏轼的“一肚子不合时宜”，其实是他在坚持真理，而不是为任何政治流派站队，他考虑的首先是也永远是济世和利民。

如今，最懂苏轼的王朝云永远离开了。人已去，美景空。

在王朝云生前，苏轼曾为她写过许多作品，而在她去世之后，陷入回忆和怀念中的苏轼更是写了许多悼念王朝云的诗词，比如“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等等。而在王朝云去世的三个月后，苏轼为其写下了《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词是苏轼婉约词中的佳作，借物喻人，以玉骨冰姿的梅花来赞扬王朝云。在苏轼心中，王朝云显然是一位美人，天生丽质，素面唇红，正如同娇而不艳的梅花。同时，梅花还不惧严寒，傲霜斗雪，这也是王朝云身上所具有的特性，她不畏瘴雾，跟随苏轼到岭南之地，在艰苦的条件中始终泰然自若。这样纯真的感情让苏轼颇为感动，他感谢王朝云对自己的深情，以及互为知己的情谊。全词既咏梅，又怀人，格调哀婉，情韵悠长。

王朝云走了，苏轼身边只有小儿子苏过一个人了。苏过很孝顺，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扬他。老人的饮食起居，“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其实，苏轼的三个儿子都一样孝顺，只是另外两个儿子尚在内陆。好在贬谪惠州的第三年，白鹤峰新居建成，这时苏轼的长子苏迈也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以及苏过的妻儿到惠州了。一家人终于可以欢聚一起，其乐融融。

此间，距离王朝云去世已半年，苏轼悲伤的情绪也平稳下来，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又展露仙容了，欣然提笔写道：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题为《纵笔》的小诗，很快传到京师，被心胸狭窄、阴暗凶狠的章惇看到了，他大笑道：“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于是，他利用朝廷对元祐党人的第二次清算风潮，将苏轼再贬到海南儋州。

其实，朝廷的风云变动从绍圣四年（1097）三月就开始了，只是苏轼地处偏远的惠州，难以及时获知消息和早做安排。而当朝廷贬谪苏轼的诰命送到惠州时，已是四月了，那时苏家的白鹤新居仅住了不到两个月。

为了营建这处新居，以让家人团聚，苏轼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他作为宁远军节度副使的折支却迟迟未能拿到，此时他已是相当拮据，更别说再长途跋涉去儋州赴任了。

然而，无论苏轼的生活如何困苦，皇命却难以违抗。无奈之下，六十一岁的苏轼只能将全家人安置在白鹤新居，并请好友王古代为奏请折支，又立下遗嘱留给长子苏迈，最后只带苏过一人前往儋州。到了离别的那一天，苏迈带着全家人到江边送行，他们相拥哭泣，其间的悲伤不言而喻。

苏轼一路溯江而行，于五月初抵达梧州，这时他听说弟弟苏辙在藤州，于是快马加鞭，行至藤州与弟弟相会。作为元祐重臣，苏辙在这场贬谪风波中也遭二次清算，被贬到了雷州。苏辙此行，身边也只带了夫人史氏和幼子苏远一房，至于长子苏迟和次子苏适两家则留在了颍川，那里有一些田产可供维生。

兄弟二人见面后，又是一阵唏嘘，但这光景他们已然习惯了。在混乱不休的党争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落魄与风光都是弹指间的事情，他们能够做的，只是风光时无愧于心，落魄时淡然处之。

难得相聚，他们特意放缓进程，一路同行到苏辙的贬谪之地雷州。待六月五日到达雷州，苏轼停留三天后，便继续赶路，前往自己的任地儋州。

苏辙跟着哥哥，过徐闻，一直送到海边。两兄弟就此分别，一个在岸边，一个在船上，遥遥相望，悲凄的目光久久不曾错开，或许，他们心中已然预感到了，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