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了惠州，当地的官员久闻苏轼大名，皆以礼相待，知州詹范尤其热情，特许苏轼暂住在三司行衙（北宋高级官员出巡的临时住所）的合江楼。
合江楼位于惠州的东北部，东江和西枝江在这里合流。此地风光优美，登楼可见远处的连绵青山，又有江风徐徐而来，空气中都是清凉的味道。苏轼非常喜欢合江楼的环境，但这里毕竟是官舍，他住着不方便，于是，不久之后，他便搬到了嘉祐寺居住。
紧接着，常态化的清苦日子开始了。惠州是个小城，蔬菜缺，肉更少。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意甚喜之，如食螃蟹……”
他写信不谈别的，专说吃羊脊骨的方法——如何炙烤，如何用针挑出骨间的微肉，吃出美滋滋的感觉。不过，这么细致地挑吃羊骨，“则众狗不悦矣”。苏轼的言语间，有苦中作乐，有调侃之意，更有无奈之情。
此外，惠州作为岭南之地，不同于内陆城市，城内杂居着汉族、客家族等多个民族，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苏轼听不懂，这让他对岭南感到十分陌生。
不过苏轼天生是乐天派，将息数日之后，他便开始用一向平和而又充满好奇的眼光打量周遭了。惠州地处岭南，背靠罗浮山，气候常年温和湿润，山林草木茂盛，而民间文化也多姿多彩，有汉剧、渔歌、山歌、舞龙、舞狮、舞春牛、舞火狗等各种文化活动。这优美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文盛景，极大地抚慰了苏轼心中的落寞。尽管他依然会感慨命运多变，但相比元丰时期被贬官黄州来说，心态已然调整得很好了。
此时，在江浙的佛印禅师也写信来安慰他，结果这封信成了历代高僧的著名书信之一：
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句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三世诸佛，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大彻大悟的禅师，大彻大悟的话语，也给了黑暗中的苏轼一分力量。
苏轼善于各方借力，不管是在书本上，还是在生活中。他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精髓，修炼成钢，却不失血肉之躯。而这向来是佛教的两难，以及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的两难：无限的欲望导致无限的痛苦，倒不如冷却成石头。苏轼心中有济苍生的无限欲望，但这种欲望没有让他冷却，他始终保持着躯体的热度，甚至学会了向各种各样的苦难借力，化痛苦为欢乐祥和。翻遍古代史籍，修炼到如此境地的也是屈指可数。
苏轼成了罪臣，闲暇的时光多了起来，他便如在黄州时那样，时常在居所附近散步。在嘉祐寺的不远处，有一座松风亭，环境清雅，更是成了苏轼常去的地方。
有一次，苏轼照常向松风亭信步而行，但走到中途，便感到腿酸疲乏，很想找个地方休息。然而，他抬头望向远处的松风亭，觉得还要走很久，可是自己又支撑不住了，便转念一想：为何一定要到亭子里才能休息呢？这里难道不能休息吗？于是他便就地歇息，心情也顿时放松起来，仿佛突然得到了解脱。
根据这次经历，苏轼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小品文《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苏轼此次登松风亭未遂，却再次觉悟到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如果人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能够安之若素，不轻易画地为牢，不将自己限定在一成不变的规则和世俗中，或许心灵便能得到自由。
在惠州，爱好美食的苏轼也吃上了当地的荔枝。他非常喜爱这种光滑多汁、味道鲜美的南国水果，欢愉之情掩盖不住，挥笔写下了《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下的四季如春天那样明媚，枇杷、杨梅和荔枝等水果每天都有新鲜的可以品尝。苏轼想着，如果每天都能吃到三百颗荔枝，他愿意永远都做岭南人。
苏轼的心境，从这首诗中也可窥见一二。在宋朝，岭南两广一带是人们心中的蛮荒之地，重罪之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了这里，心中往往有诸多哀怨嗟叹之辞，而苏轼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素有的乐观旷达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如今的广东惠州市，则将此诗视为荣耀，“自从东坡贬岭南，天下不敢小惠州”。
惠州民风淳朴，豁达乐观、与人为善的苏轼很快就和惠州人打成一片。他的身边又聚集了一群地位悬殊、层次不等、性情各异的朋友，尤其是惠州百姓，时常携带酒水、茶、米前来拜会，为患难中的苏轼尽自己的一片心意。
百姓如此亲近苏轼，根源于苏轼的爱民。在惠州，即使他是罪臣之身，依然不忘关心民生，比如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百姓造桥和种草药。
连接惠州东江两岸的原是一座竹制浮桥，而湍急的江流常将这座简陋的浮桥冲散，行人只能靠小舟渡河，结果每年都有不少人落水，被浪花卷走，丧失生命。苏轼了解这个情况后，建议修桥，但惠州官府却苦于拿不出钱来。而苏轼本人虽说曾经身居显位，但他本人清廉，又没有储蓄的习惯，有了钱财也总是随手散去，所以多年之中都未留下什么积蓄。
于是，他四处奔走，为建桥筹款。他不仅动员知州詹范出面筹措资金，又写信给弟弟苏辙，动员弟媳史夫人拿出朝廷曾经的赏赐。其实无须动员，只要他开口，史夫人便会全力支持。果然，史夫人看到苏轼的来信，尽管她考虑到丈夫苏辙也因为贬官而没有什么收入了，她依然二话不说，拿出手中仅有的价值数千金的东西，派人急送惠州。
有了这笔钱，东江上的大桥很快就修好了，名为“东新桥”。苏轼不仅参与了筹款，也参与了东新桥的方案审议、组织施工等全过程，可说是尽心尽力。桥成之日，东江两岸全是欢呼声，三日不绝，许多人喜极而泣道：“东坡先生早一点儿到惠州该有多好！”
修建东新桥的同时，苏轼也将目光投向了惠州西湖，即位于惠州西面的丰湖。丰湖上原有长桥，但不断遭到湖水冲击，频繁毁坏。这一次，在苏轼的支持下，西新桥也成功得到重修。为了纪念苏轼的功绩，惠州百姓也将这里的湖堤命名为“苏堤”。从此以后，天下便有了三条苏堤：杭州苏堤、颍州苏堤和惠州苏堤。
关于西新桥建成后百姓的热烈之情，苏轼也在《西新桥》这首诗中进行描绘了：“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看到鸡血遍地，他又心生怜悯，为杀生感到难过。不得已，他找到一句安慰自己的话：“世无不杀之鸡……”
从造桥这件事，也能直观地看到苏轼的特点：多欲，多慈，多思。
苏轼在惠州不仅为民造桥，还种草药。惠州瘴毒弥漫，常有疫病流行，而当地人不大懂得医药，病死率很高。苏轼率先种药，托人从广州买药材，并在居所前后种满药草，就像在黄州的东坡种麦子。待药草长成，可以用药后，他便合药施舍给当地的百姓。他常年读医书，便又开方看病，做起了郎中。
有人不理解苏轼的行为，私下议论起来：“无病而多蓄药”，“劳己而为人”，这似乎有悖于人的自私天性，莫非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动机？对此，苏轼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所做之事全是为了自己：“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就是在苏轼的带动下，以及官府的宣传下，惠州药材渐多，郎中渐多，而常年疾病缠身的百姓也得以受惠。
此外，苏轼还将内陆的一种快速插秧的农具“秧马”介绍给惠州人，减轻了百姓的劳动强度；他还替广州人设计“自来水工程”，大大缓解了广州的饮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