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做地方官时一般相安无事，一旦回到朝廷，却总有麻烦缠身。眼下，他的一大“罪名”是推荐蜀人及门下士人做官，形成所谓蜀党，结党营私。

元祐八年（1093）的四五月份，谏官黄庆基等人连上七道奏章弹劾苏轼，奏章中说：“礼部尚书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小人黄庆基，言辞功夫不差，甚至摘取苏轼任中书舍人时撰写的制诰中的文字，牵强附会，指责苏轼“讪谤先帝”。在他的攻击下，朝廷沸沸扬扬，之前那些欲巴结苏轼的小人，皆转过身去磨刀。然而，宰相吕大防一改平时的老好人形象，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站出来主持了一回公道，指责言事官“中伤士人，动摇朝廷”。高太后也乘势发力，罢免了黄庆基和同谋的御史董敦逸。

朝堂争斗，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生活上的打击突然降临到了苏轼身上。这一年的八月一日，苏轼的夫人王闰之因病去世。这对年过半百的苏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噩耗。虽然王闰之没有像王弗那样陪伴苏轼度过青葱岁月，引导苏轼在爱情和事业上走向成熟 , 也不如王朝云懂得苏轼的心思，但她和苏轼的感情也是朴实长情的。

苏轼曾多次夸赞王闰之是个贤妻，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苏轼，与苏轼的侍妾王朝云也能和睦相处。她陪着苏轼走过了起伏多变的二十五年，风光时不骄纵，落魄时也心甘情愿地同苏轼赤脚耕田。但如今，她再也不会出现了 , 再也不能与苏轼并肩承受那些冰冷的风雨了。

痛苦之中，苏轼含泪写下了情绝千古的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其中说道：

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所谓的“同安郡君”, 便是王闰之的封号。在这篇祭文中，苏轼描述了王闰之勤劳贤淑的一生，感谢她在自己落魄时不离不弃地跟随，以及对待王弗留下的儿子也视同己出。苏轼觉得自己无以回报，唯有与王闰之同穴而眠。后来，苏轼去世后，苏辙便遵从了兄长的意愿，将他与王闰之合葬。

苏轼丧妻的剧痛尚未缓解，朝廷中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病逝。一时间，朝堂风云变幻，那些在高太后掌政时期失势的元丰党人，开始在暗中活跃起来了，企图重回政治中心。而哲宗在亲政第二天，便恢复刘瑗等十名内侍的职位，有意思的是，这些内侍与吕惠卿、章惇等元丰党人关系十分密切，似乎一切都在伺机而动。

在高太后去世之前，苏轼已获准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不过，由于接二连三的变故，直到九月中下旬，苏轼才离京。

按惯例，大臣离京前要面辞皇帝，但哲宗却找借口不见苏轼。不过，哲宗毕竟是他的学生，虽然离京时没见他，却命人塞给他一包茶叶。

十月二十三日，苏轼抵达定州。定州是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但自“澶渊之盟”签订 , 边境获得暂时的安宁后，其军备日益松弛。苏轼上任后，首先采取措施整顿军防，加强士兵的日常训练，又维修军营，尽量改善底层士兵的生活条件。这样干了半年多，军政两摄，渐渐理出头绪。

朝廷暂时也没有动静，苏轼稍微安下心来，但归隐故乡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他想着，一家人就在定州待着吧，干到致仕的那一天，再迁到江南定居。这样的前景似乎还不错，他的长子苏迈，娶了眉州人石昌言的孙女为妻，并已踏上仕途，现任县尉。次子苏迨，娶欧阳修的孙女为妻。眼下的苏轼则五十七岁了，也许再过半年就能退休。苏轼还对王朝云许愿，要带她去老家眉山看看，在二老及王弗的墓前上香烧纸……

然而，苏轼终其一生，却没能实现他的夙愿，政治的风暴很快波及而来。

元祐九年（1094）四月十二日，哲宗改年号为“绍圣”，决定沿用神宗时期的新政方针。不久，保守派的吕大防、范纯仁被免职，章惇、安焘等变法派大臣得以重用。然而，自王安石去世之后，所谓的变法派早已背弃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民生，而将变法当成政治斗争的手段，打击异己。于是，短短两个月内，三十多位朝廷重臣被罢官，贬到偏远地区。

在这场风暴中，苏轼和苏辙兄弟也未能幸免于难，身在汴京的苏辙早在元祐九年（1094）三月二十六日便被革职，谪守汝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四月下旬，章惇的爪牙——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卲，便沿袭之前黄庆基等人曲解的苏轼言辞，弹劾苏轼“讥斥先朝”。

这时局势已变，没有吕大防为苏轼伸张正义了，也没有高太后为苏轼做主，小人的弱智计谋得逞了。不久，哲宗的诰命下达，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称号，撤销其河北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改以左朝奉郎（正六品文职），并责知英州（治所在广东英德）军州事。

按宋制，“责知”某地，是马上就要启程的，不像升迁或平移那样可以缓慢上任。于是，一夜间，苏轼全家不得不收拾铺盖，启程前往英州。走出几百里，第二道命令又至：降苏轼为从六品官，仍知英州。至此，政客们依旧不满足，马上又怂恿哲宗下达第三道诰命：“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复。”意思是取消苏轼叙官（升官）的资格，阻绝苏轼升迁的一切希望。

在这场构陷苏轼的事件中，章惇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作为苏轼的老朋友，以及曾经在“乌台诗案”中挺身而出为苏轼说话的人，他此时又为何要陷害苏轼？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迷惑之处。

哲宗亲政，原本无意对苏轼发难。章惇做宰相，却把矛头直指苏轼，手段极其狠毒。也许，他的动机是除掉苏轼这个潜在的政敌、宰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小人行事的特征就是这样，在考虑利益时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会顾念任何情谊。

章惇是蛊惑力极强的人，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中。他天不怕地不怕，行事果敢狠辣，苏轼曾拍着他的背预言：“子厚异日得志，必能杀人！”殊不知，事隔三十几年，章惇的屠刀架到了苏轼的脖子上。

苏轼被三改谪命，都是章惇所为。这个超级政治打手，出手异常凶狠，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再也直不起腰。他不仅打击苏轼和苏辙兄弟，也波及苏轼的门生，秦观、张耒、黄庭坚等“苏门学士”均遭贬黜……

苏轼深知此次凶多吉少，走到南都城外时，曾写信给朋友说：“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果然，当他六月到达安徽当涂，又一道谪命来了：“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至此，苏轼由外放的州官变成了听候地方安置的罪臣，相应的俸禄一律取消，改为折支（作为俸禄的实物）。

此时的处境愈发艰难了，苏轼面临着万里投荒，“陆走炎荒四千余里”。身边已不适合拖家带口，他决定只身一人远赴贬所，翻过大庾岭到惠州，并让儿子苏迨、苏过带领其他眷属到宜兴去和长子苏迈同住。之前，苏迈在苏辙的赞助下，已前往宜兴，那里还有一些苏家的田产可维持生活。

听到苏轼如此安排，家人不同意，但苏轼态度非常坚决，家人只能哭作一团。唯独王朝云从容沉静，她心中早已下定决心，自己要和王巩的爱妾柔奴一样，随着爱人远赴天涯。苏轼劝说无果，只能同意。最后，在家人的坚持之下，除了王朝云，还有苏轼的小儿子苏过和两个女佣随苏轼前往惠州，其他家眷皆由苏迨带领，去往宜兴。一家人就此别过。

此后，苏轼携王朝云与苏过，一路经湖口、九江、南康、都昌，于八月上旬到达庐陵（今江西吉安）。这时，朝廷又传来了第五道诏令，把苏轼从建昌军司马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职位一降再降，无非是章惇一再施行打击的手段而已，但苏轼不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章惇，他依然淡然处之。

九月，苏轼过大庾岭。这个大庾岭在今天的江西省大庾县南、广东省南雄县北，号称大庾五岭，其作为一道自然的屏障，分隔了内陆文明与南国炎荒。宋朝有不杀大臣的惯例，惩罚最重的也就是贬到岭南。

苏轼在大庾岭的五岭八峰中走了一个多月，奇遇颇多。崎岖的山路是盛唐名相张九龄贬官时走过的，南国的山里风光也令人耳目一新，而山中俨然还藏着见识颇深的道人、隐士和高僧。苏轼与他们交谈，引为同道中人，仿佛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基于此，他写下了《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苏轼自贬官以来的苦闷和委屈，在大庾岭上仿佛得到了化解，身心清明无怨，宠辱不惊。古人认为一旦过了大庾岭，便祸福难料，赋归无期，对未来也会充满担忧和恐惧。比如唐代宋之问被贬岭南时，走到大庾岭就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在《度大庾岭》中凄凉地写道：“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与其他古人不同，苏轼没有一味地感伤，大庾岭的际遇反而令他的心情复归宁静。浩然天地之间，如果心中保持着正大光明，何地不能自处？即使是不受世人待见的大庾岭，岭上还有仙人传授长生的秘诀……

翻过大庾岭后，又经韶州、英州、广州等地，一路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抵达惠州。从此，一段不同于以往的岭南生活，在苏轼的人生中徐徐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