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路跋涉，于元祐六年（1091）五月底到达汴京，暂住在弟弟苏辙的家中。此时，苏辙位居尚书右丞的高位，深受赏识。

高太后召苏轼还京，原本也想委以重任。然而，六月一日，当苏轼被任命为翰林承旨兼侍读后，小人便一蹦八丈高，拼命排挤他，官场推手，政治打手，全都冲着他来了，像一群野狼驱赶一头雄狮。

尤其是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在陷害苏轼的过程中最为猖獗。他们仿照“乌台诗案”中李定、舒覃的做法，炮制了“竹西寺诗案”，诬告苏轼在宋神宗去世时欢欣。他们的所谓证据，依然是苏轼写的诗句，即《归宜兴，留题扬州竹西寺三首》之一：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皇帝驾崩了，苏轼居然“闻好语”，看到野花和啼叫的鸟儿都“亦欣然”，这是何等的“大不敬”！贾易、赵君锡抓住这个把柄，欲以悖逆之罪置苏轼于死地。然而，苏轼却让这些小人失望了。原来这首诗在扬州已然刻石，日期清晰可查——写于元丰八年（1085）五月，距神宗皇帝驾崩已两月有余。

再进一步来说，这首诗的主题原本也不涉及政治，是苏轼从贬谪之地黄州复起，沿途访旧看田、流连宝刹时所写的一首个人感怀诗。即使牵强附会于政事，当时哲宗皇帝新立，苏轼作为人臣，表现出喜悦之情，又有何不可呢？

这件事情一度闹得很大，但苏轼举证清晰，再加上高太后直接干预，苏轼便躲过一劫。经过此事，苏轼深感人心险恶，更加觉得汴京不宜久留，于是频繁上书请求外调。最后，朝廷批准了，令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颍州知州。

于是，苏轼还京不到三个月，又踏上宦游之路了。

苏轼的一生，何止一百次在路上？可以说，他是在寸寸抚摸山水肌肤，步步丈量生存境域，有趣的、神秘的地方就逗留十天半月，将民风民俗连同村酿村菜都体验一番。他赶路时，或车行、马行、舟行，或直接步行，但不大喜欢乘坐肩舆（轿子）。全家老幼十几口边玩边走，日行五六十里，到处都是看不够的春花秋月、竹林茅舍、麦浪稻浪和平冈高丘。南方的妩媚与北方的粗犷，尽收眼底。或许，养浩然之气，就是如此。

元祐六年（1091）八月二十五日，苏轼抵达颍州。这里曾是欧阳修担任知州的地方，也是欧阳修告老还乡后的定居之地，再加上欧阳修的两个儿子欧阳棐、欧阳辨在此闲居守制，而颍州的州学教授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通判赵德麟也与苏轼性情相投，因此，苏轼对这个平原之地，一开始就充满了感情。

在广袤的颍州城西，也有一处西湖，其风景秀丽，水波轻漾，虽不如杭州西湖闻名全国，但也是绝佳的赏景胜地。苏轼闲暇时，时常泛舟颍州西湖，写下了著名的五言诗《泛颍》：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

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

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

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

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

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

声色与臭味，颠倒炫小儿。

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

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

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颍》诗。

这首诗就像颍水，不疾不缓地展露出来了，在官场上心力交瘁的苏轼又变成了山水田园间闲适自在的苏东坡，与水嬉戏，须眉皆乱。苏轼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找到了长久以来想要追求的宁静和安定。

但事实上，一切都是苏轼的一厢情愿。接下来的两年多，他出知颍州、扬州、定州，所谓“二年阅三州”。他在三地各有建树，史料确凿，包括苏轼本人的诗文、书信和奏折都可为证。用勤政爱民这类词来形容他，再平常不过了。他爱民的举动源远流长，有权无权都一样，只不过权力在手，作为更多而已。

即使在颍州政务较为清简，苏轼还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为颍州百姓做了几件大事。比如，阻止朝廷开挖百弊而无一利的八丈沟，组织役夫开发颍州境内的沟渠，以及疏浚颍州西湖和清河。

苏轼勤政爱民，但朝廷并没有给他长久造福颍州人民的机会。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接到朝廷诏令，改知扬州。他就这么被调来调去的，尽管已经习惯了，却依然觉得无奈和疲倦。

苏轼到达扬州时，正值阳春三月，百花争艳。扬州的芍药很有名，蔡京做扬州知州时，曾仿照洛阳的万花会，也在扬州举办盛会，结果用花十多万枝，而且一定要用极品芍药。然而，这种万花会，百姓往往无缘尽情观赏，从上到下的官吏和奸商却借着万花会花天酒地，谋取利益，成为一大民害。

苏轼上任，首先停止了这类粉饰太平、劳民伤财的活动。他写信给王巩陈述心中所想：“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也。”花是美好之物，人人都喜爱，然而万花会中的鲜花却泛滥成灾，百姓为其所累，花就不再是好东西了，便也不能为苏轼所接纳。《东坡志林》也记载了苏轼关于万花会的想法：“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

其实，苏轼作为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文人，当然也爱花惜花。取消了赏花盛会，他的这个春天便也少了许多乐趣，但苏轼却不以为然，依旧对扬州之地充满热爱之情。

扬州，作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也曾是欧阳修的治所之一，他还在这里修建了平山堂。苏轼闲来无事，会到恩师留下的平山堂观风赏月，怀古追思，他曾感慨地写道：“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

苏轼与欧阳修之间，仿佛充满了历史的宿命感，他们是师徒，是政治盟友，更是世间难觅的知己。只是在时代的洪流和政治的漩涡中，他们都难以独善其身，尤其是苏轼，一生几经沉浮，辗转波折。

好在苏轼始终是乐天安命的，无论是初入仕途的凤翔，还是两次结缘的杭州，一展抱负的密州和徐州，抑或是谪居五年的黄州，他都充满了感情。对于新任之地扬州，他当然也是如此。

扬州给苏轼的印象，最初是一片丰收景象，田间青苗招展，绿意盎然。然而，往村郭乡里走去，却人烟稀少。苏轼做过多年的地方官，经验相当丰富，他觉得其中定有蹊跷。果然，当他“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后，父老吐露真言：丰年其实还不如凶年，凶年节衣缩食，犹可糊口；丰年要交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加身，老百姓反而活不下去。

百姓口中的积欠，就是历年所欠政府的官税，这原本就是一笔极大的款项，但还有地方官吏从中浑水摸鱼，增加百姓负担。所以，做官的都说丰年好，因为好收成带来丰厚的积欠，普天自会同庆丰年好。一般的行政长官想来是乐意这样附和的，但苏轼并不会随波逐流，他考虑的始终都是百姓是否真的可以安居乐业。

他初步算了一下，全国有二十余万从事催欠的吏卒，等于二十万只虎狼奔走咆哮于民间。苛政猛于虎，猛于水旱之灾。朝廷显然不可能解散那些催缴积欠的虎狼吏卒，这样便会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其他地方官想必不会这么干，但苏轼不管，他的目光始终绕不开穷人的脸，他心中一直存在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苏轼为官一地，总是忙于解决积欠的问题。在杭州，他就曾上奏朝廷，请求为百姓减免积欠，但没有得到回应。到了扬州，他亦全力为民争取。为了向朝廷表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写了一篇长达七千多字的文章，言辞恳切地说道：“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这一次，他的努力得到了回应，朝廷很快批示，暂停催收。

苏轼一以贯之地向着民间，早年如此，晚年也如此。他是真正令人可亲可敬的地方官。然而，在扬州半年后，朝廷告下：苏轼以兵部尚书召还，兼端明殿学士，又兼侍读，即做哲宗皇帝的老师。此前他已是龙图阁学士，一身而双学士，在有宋一代的翰林院是不多见的。高太后确实器重他，却未必出于私心，毕竟他在京城和地方的政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此时苏辙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兄弟俱荣耀，“内翰外相”，有些官员便非常紧张：这不是把持朝政了吗？苏氏兄弟有朝一日真的当上左右二相，他们必定没办法谋私利了。于是，这些人本着先下手为强的思想，条件反射地动起拳脚。苏轼还在从扬州赶往汴梁的路上，种种诬陷就像箭一般飞向他了。

入京之后，苏轼便请辞兵部尚书，高太后倒是恩准了，却又让他担任礼部尚书。他再辞，乞一郡，比如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太后不允，她对苏轼说：“爱卿惧怕谣言，然一切都有我担着。”苏轼只能硬着头皮，专心一件事——做帝王之师。

这一年，宋哲宗已长到十六岁，亲政之日指日可待，也按惯例进行了许多亲政前的必要流程，比如举行初幸太学的大典，举办结婚大典和册封皇后，以及筹办冬季的郊祀大礼等。然而，此时的哲宗仿佛等不及了，迫切地想要独立做主。他对高太后在政务上全包全揽的行为非常反感，每次上朝，太后在前他在后，他便对左右抱怨说：“朕只见臀背。”再加上高太后管教严格，这也让懒惰好色的哲宗很不耐烦，甚至生出叛逆之心，凡是高太后宠信的人，无论才能多高、品行多好，他都不喜欢。

苏轼作为高太后指派的帝王之师，也毫无例外地被哲宗讨厌了，他完全不配合苏轼的讲学。比如，苏轼煞费苦心地准备教材去讲学，哲宗却在迩英殿听得心不在焉，甚至吹毛求疵地挑事，心中也只想着与宫女寻欢作乐。

皇帝如此行事，苏轼只能仰天长叹。苏辙劝他说：“我们尽力就行了，只求问心无愧。”而苏轼想得很远，他想让哲宗成为一代明君。对古代士人来说，做帝王师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理想，教出一个好皇帝，胜做百年好官。

然而，学富五车的苏轼对哲宗皇帝一筹莫展。他身上始终有高太后的影子，他不可能去掉这影子，一切努力均被它抵消。偏执少年不管实际的政治情况和苏轼的用心良苦，始终用阴郁的目光盯着苏轼身上的影子不放，却又不明说，似乎在等着一场风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