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四年（1089）七月三日，苏轼抵达杭州。当年的通判，现在高升为龙图阁学士兼杭州知州，飞黄腾达不在话下。故地重游，苏轼内心的激动难以言喻。

此时的苏轼，有巨大的名望和地位，也有高太后这样的后台支撑，即使他做个享乐型的庸官，也不会有人责怪。而以官场的进退之术来看，他做庸官反而更具有保护性，汴京的那帮争名夺利的小人将不复记挂他。相反，他做出成绩了，小人则不会放过他，因为他这种正人君子，一旦做出成绩，走上宰相之位，统帅群僚，贪官和庸官将无地自容。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的官场悲剧，也许正源于此。

但不管时局如何艰难，苏轼这个人，只要为官，就是要做实事、造福百姓的，决不会自享清福和庸碌无为。

刚到杭州，苏轼面临的便是严重的灾情。杭州的气候，原本适合种植两季水稻，但这一年的年初，杭州遭遇水灾，农民未能如期种下早稻。而到了五六月份，杭州又出现严重的旱灾，刚种下不久的晚稻也无法正常生长。因为粮食歉收，稻米的价格大幅上涨。

了解民情之后，苏轼一改地方官瞒报的陋习，及时将杭州的灾情上奏朝廷，并向朝廷申请救灾款项。经过他三番五次的不懈争取，朝廷决定拨贡米二十万石，赐三百道度牒（每道度牒一百三十千钱），同时减免当地的上供米。此外，苏轼还将原本用来修缮官舍的费用也拿出来救灾。有了这些款项，他马上安排人员到外地采购稻米，然后与朝廷拨给的二十万石贡米，一起投放到杭州的市场上，以缓解因水旱灾害带来的稻米短缺。这些举措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杭州的物价得到了平抑，百姓也安然有序地度过了灾荒之年。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水旱灾害的影响，到元祐五年（1090），杭州竟流行起疫病，人民深受其害，一时间人心惶惶。看见百姓受苦，苏轼马上组织一批懂医术的人制作药剂，分发给百姓。如此，疫情得到了缓解，但依然未根治，扩散也未能被阻止。苏轼内心十分焦急，但一时又没有良方救治。

这时，苏轼想到了巢谷在黄州赠送给他的“圣散子”药方。巢谷临别时曾说此药方可救急，苏轼便马上找出来仔细研究。熟读医术和喜爱收集单方的苏轼，很快意识到这个“圣散子”可能是抑制疫病的良方。于是，他下令购买药材，在街头架起大锅煎药，让过往的行人“各服一大盏”。

很快，杭州的疫病得到了有效地抑制，数千人免于死亡。而苏轼为了造福更多的人，也将宝贵的“圣散子”药方传给了名医庞安常，由他记入医书之中，流传后世。此外，考虑到杭州是水陆交通的枢纽，疾病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迅速，为了在长期内防患于未然，苏轼决定在杭州地区建立一所面向百姓的病坊，也就是今天的慈善医院。

建造病坊，首先需要钱财。苏轼先是拨出公款两千缗，接着自己又拿出五十两黄金，并带动富豪捐赠，就这样筹到了一笔钱财，在众安桥办起了“安乐坊”。在这座医坊中，负责坐堂的是懂医术的僧人，收治的也主要是贫困病人，平时的运营经费则从地方税收中拨出来。就这样，苏轼解决了穷苦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正可谓仁慈的官员总有仁慈的办法去化解民生矛盾。据说，这个安乐坊也是我国第一所面向普通百姓的官办医院。

江南山水好，苏轼也欣赏，也享受，却严格限于忙完了郡务之后。在杭州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不仅救灾情，治瘟疫，设“安乐坊”治病救人，也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在杭州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

杭州是大运河的南面起始地，而杭州境内的盐桥河、茅山河则是沟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要道，将内河航运与海运连成一片，为杭州的水运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每当涨潮时，海水便携带泥沙倒灌，造成河道淤塞。对此，苏轼从元祐四年（1089）十月开始，致力于疏浚两河。他利用“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的身份便利，调集了一千多名官兵奋战在河道上。经过半年的时间，即到元祐五年（1090）四月，便完成了这项工程，让船只在河道中畅通无阻。

疏通河道之后，苏轼又马不停蹄地疏浚六井。六井是杭州饮用水的主要渠道，苏轼在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曾治理六井，但如今已过去十多年，六井再次堵塞，给百姓吃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苏轼派人找到了当年参与疏通六井的僧人子珪，请他再次主持治理六井的工作。

子珪通过观察，很快就发现了六井堵塞的原因：当年修缮六井时以毛竹为引水管，这种材料容易腐烂，从而造成堵塞。于是，子珪建议改用瓦筒引水，外面再覆以石槽，如此便可长久保证百姓用水，以绝后顾之忧。然而，这个方法也有个弊端，就是成本过大。

苏轼显然不是追求一时之功的人，他当即采纳了子珪的建议，为六井铺设瓦筒引水管道，以连接西湖。同时，他又命人在北郊难以获取水源的地方新挖了两口井，也铺设引水管与西湖相连，让“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西湖对百姓如此重要，苏轼也开始采取措施治理西湖的淤塞区域，以保证西湖的畅通。为此，他不仅多次进行实地调查，还广泛征求水利专家的意见，最后制定了严谨的治湖规划。接着，他连写两道奏章，反映西湖面临的情况，上报治湖方案，并为全面治理西湖争取必要的经费。同时，为了节省治理费用和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苏轼也广泛征集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

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八日，在苏轼的亲自带领下，杭州百姓开始正式疏浚西湖，挖掘湖底淤泥。因西湖中淤塞之地达二十五万丈，可以预见挖出来的淤泥将会堆积如山，处理这些淤泥也将是个庞大的工程，但苏轼早已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计划利用挖出来的湖草和淤泥，在湖中筑造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的长堤。这样，南北往来也不必再绕湖三十里了。

在疏浚西湖期间，苏轼始终与民工一起奋战。他昼夜在工地上巡视，吃民工饭，喝民工水，完全不搞特殊。到端午节那天，杭州百姓送来了许多猪肉，他便命人在工地上支起几口大锅，同时将猪肉切成小块，做起了他在黄州发明的“东坡肉”。肉做成后，芳香四溢，他马上派人将肉分给干活的民工，让大家都过了一个圆满的端午节。这种美味，很快在杭州流行起来，后来更是传到了浙东和浙西，成为一道流传千古的名菜。

经过半年的努力，西湖的淤泥全部被清理干净了，近千丈的长堤也筑成了。苏轼还发挥了诗人的想象力和美学思维，在长堤两岸种植芙蓉和杨柳，又修建了九座亭阁，于是淤泥变成了一道湖上美景，亭台别致，杨柳依依。面对美景，苏轼欣然赋诗：“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可以说，杭州有明净西湖和千里长堤，苏轼居功第一。为了感谢苏轼，杭州百姓也将新筑的长堤命名为“苏公堤”，后人则简称为“苏堤”。时光穿梭千年，直到今天，“苏堤春晓”依然是声名远扬的西湖十景之一。

伴随着美政美食，灵感也纷至沓来，烧烫了苏轼的双颊。他原本便是个红脸膛的美男子，此时更是面色“极丹且渥”。他张弛有度，居然把办公桌也搬到了西湖边上，“欲将公事湖中了”。而无论是琐细繁杂的征税，还是错综复杂的判案，事无巨细，他都能慎重处理，力求兼顾朝廷法度和人情之事，以公正、无私和充满慈悲的心为百姓做事。这样的苏轼，赢得了杭州百姓一致的爱戴和敬仰。而当他还活着时，杭州百姓就为他建了生祠，家家户户供他的画像，“饮食必祝”。

苏轼在杭州，忙里偷闲，也游山戏水，漫游丛林寺庙。他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在他的点化下，琴操毅然皈依玲珑山的青灯古佛；他又与辩才法师、参寥法师比试机锋，留下的佳话载入《五灯会元》。这些传奇的故事，也引得后世文人郁达夫专程来到杭州，追寻苏轼的脚步，探寻琴操的玲珑山……

时光飞快流转， 苏轼在杭州的任期转眼已满。元祐六年（1091）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苏轼。但苏轼不想回汴京，他对朝中大臣互相攻讦的现象非常反感，于是写了一道辞免状，请求继续在地方任职。然而，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无奈之下，他只能先进京，因为心中打定主意不在京城任职，所以他将家眷全部留在了杭州。

三月九日，苏轼与家人告别，独自启程赴京。当天，杭州百姓纷纷自发前来送行，遮道而哭，“泪洒多于江上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