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同文人墨客或官场之人的交往中，有机会便发挥嘲笑人的专长。年轻时他就擅长此道，现在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戏谑的手段渐入化境。
嘲弄往往比呵斥更有力，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惊恐。苏轼未必是恶意的，但他的言辞过于锋利，往往使人受不了。在他是习惯使然，处在他周围的人则不得不养成受他嘲笑的习惯。有时别人也回敬他，哪怕明知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戏谑一时竟成风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政坛的某些宽松局面。
苏轼同官员、文人戏谑，一般都是雅谑，内容是关乎诗词、书画，也涉及日常生活。苏轼乐此不疲，想必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日子太舒适，他写不出传世之作，便以此为消遣，以种种妙语表现聪明才智。
有一位刘贡父，系苏轼老友，曾协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但他晚年苦于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他与苏轼等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苏轼盯着刘贡父的鼻梁，忽然吟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他话音刚落，“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苏轼这是修改、套用了刘邦的《大风歌》，改得很巧妙，却差点儿把老朋友当场气死。
又有一天，苏轼谒见宰相吕微仲。后者以形体硕大知名，习惯于白天睡觉。苏轼等候接见，等了半天，吕微仲才慢腾腾地走出来，犹自打着呵欠。恰好客厅里养着一只乌龟，亦是形体硕大，懒洋洋的。苏轼指着乌龟说：“此易得耳。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人名）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结果，吕微仲十分不悦。
苏轼既为文坛盟主，请他点拨诗文的后生自是络绎不绝。对此，苏轼乐意至极，但对那些没有才能却自视甚高的后生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嘲讽。一天，来了一个有背景的后生，志得意满地站到苏轼面前，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首诗。听完，苏轼捋须笑道：“不错，不错，可得十分。”后生大喜过望，左顾右盼，满脸得意。结果，苏轼慢悠悠地又补上一句：“诗有三分，吟有七分。”后生目瞪口呆，在众人的嘲笑中落荒而逃……
苏轼善戏谑，诸如此类，确实是高水平的笑话。不过，有些时候，这既伤老友，又得罪官员和后生，其实大可不必。有一位范纯夫，以告诫苏轼戏谑出名，苏轼一旦犯了戒，往往会受到他的批评。这个范纯夫批评人是不留情面的，正如苏轼开玩笑不留余地。范纯夫批评苏轼，永远板着一张脸，所以苏轼总是想方设法躲着他。一旦有了新的戏谑事件，他必对人讲：“别让范纯夫知道！”
然而，虽有范纯夫反复敦敦嘱咐，苏轼喜欢当众嘲讽人的习惯却没有改变，直到被小人忌恨和报复，留下无尽的祸患。
元祐元年（1086）九月一日，当朝宰相司马光去世。司马光生前，苏轼与其政见不合，尤其在是否要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政方面，争执颇多。不过，司马光是一位如同王安石一样胸襟坦**的君子，因而他当政时期，苏轼并未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仕途也一直平步青云。但司马光去世后，那些没有司马光压制的小人却空前活跃地攻讦苏轼，最终酿成了旷日持久的“洛蜀党争”。
所谓的洛党，便是河南府洛阳人程颐、程颢一派。程氏兄弟是宋朝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弟子，也是宋朝理学的代表人物。当年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应试时，程颢、程颐兄弟也于同一年抵达京城，但同二苏双双高中不同，二程中仅有程颢一人登科。后来，程颐回到洛阳授徒讲学，创立“洛学”，三十余年中一直未进入仕途。待哲宗继位，司马光与吕公著感念其声望和才华，联名推荐他为崇政殿说书，即为皇帝讲学。
按照司马光的初衷，是想让程颐言传身教地影响年少的哲宗皇帝，辅助经国大业。然而，程颐虽然学识丰富，通晓经典，但他动辄诉说三代古礼，充满迂夫子的习气，甚至小题大做。比如，哲宗皇帝无意中折取一根柳条，他也要上升到“天地和气”“以仁为本”等大道理，进而对小皇帝进行说教。结果，适得其反，常常引起小皇帝的反感。
对于泥古不化、以师道自居的程颐，司马光也颇为无奈。如果他当时身强体壮，或许还能够改变局势，但他偏偏突然撒手人寰，许多人事都来不及安排。
司马光去世那天，十岁的哲宗皇帝正领着百官在汴京南郊举行明堂祭祀，准备安放神宗的灵位入太庙。到九月六日，典礼结束，朝臣们都急着赶往宰相府吊唁。然而，被司马光一手举荐的程颐却拦住众位大臣，说道：“《鲁论》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他以礼制为由，阻止大臣们去吊唁司马光。
众人见程颐如此迂腐和不讲情面，颇为不满，有人当场反驳道：“哭乃不歌，未尝说歌即不哭。如何不可往吊？”但程颐还是不肯让步，继续以三代古礼进行辩驳。最后，苏轼看不下去了，上前挖苦道：“颐可谓鏖糟陂里叔孙通。”
叔孙通是秦汉时期名重一时的儒生，为汉朝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和礼仪制度。然而，鏖糟陂里却是位于汴京西南的恶臭沼泽，苏轼将脏乱之地与儒者相联系，意在嘲笑程颐是个冒牌的叔孙通，无法像叔孙通那样整顿礼仪。
苏轼话音刚落，百官心领神会，大笑不止。程颐遭此羞辱，十分恼恨，而他那遍布朝野的门人弟子更是怒气滔滔。此后，出自程门的洛学子弟便将苏轼视作眼中钉，想方设法要抓住苏轼的把柄，进行报复。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作为翰林学士的苏轼主持进士候选馆职的考试，并在《策问二十三首》中概括了仁宗和神宗两朝的施政方针的特点，其中提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职其意，流入于刻。”
然而，这道策问却被有心之人利用。程颐的门生朱光庭便从中截取两段话，断章取义地加以解读，并利用自己谏官的身份，上书弹劾苏轼“谤讪先朝”。
此时哲宗皇帝年幼，依然由高太后临朝听政，她深知苏轼的为人品性，下诏对苏轼免罪。苏轼不甘心被诬陷，也上书自辩。高太后看后，明白这是朱光庭刻意挑起事端，所谓“谤讪先朝”不过是官场打击异己的手段，但因其是谏官，而宋朝一直有尊重台谏之官的传统，便未对朱光庭进行追究，并再次下诏为苏轼免罪。
然而，朱光庭不肯罢休，继续上书攻击苏轼，认为其罪不可免。见此情形，苏轼的同乡好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也站出来了，弹劾朱光庭“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事情发展至此，不过是程颐的弟子为老师“报羞辱之仇”，而苏轼和吕陶反击自卫。然而，由于苏轼深处官场中心，回汴京后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在司马光、吕公著之后拜相的势头，这让那些对宰相之位垂涎欲滴的同僚颇为忌恨。再加上苏轼反对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因政见之争也得罪了不少人。因此，牵扯到利益关系的大臣们便借此机会联合起来，全面围攻苏轼以及为苏轼辩解的官员，元祐党争由此爆发。
见同僚抓住策问一事围追堵截，苏轼也渐渐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回京后原本一心想报效朝廷，但此时却深感无奈，只愿早日脱离这场混乱。于是，他先后四次上书，请求外调。然而，他不但没能离朝外任，反而被高太后召见。高太后晓之以理，告知神宗对他的赏识，并嘱咐道：“内翰，你一定要尽心侍奉官家，以报先帝的知遇之恩呀。”同时，高太后也将御前的金莲花烛送给苏轼，表达对苏轼的礼遇。
对此，苏轼心中十分感动，更加勤于公事。然而，苏轼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不同流俗的品格、独立的精神气节，这注定与当时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和以权谋私的利益团体，无法交互融合。他依然不断受到以程颐和朱光庭为首的洛学派、以刘挚和刘安世为首的保守派、以吕惠卿和章惇为首的变法派等政敌的攻击。他们似乎铁了心要驱除苏轼，接二连三地进行弹劾。
长此以往，苏轼心力交瘁，疲于应付，他一再请求“早去”，以免“倾危”。终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准许苏轼外调，令其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江西路兵马钤辖，即管辖隶属于浙江西路的六个州郡，同时兼任杭州知州。这距离苏轼于1085 年回到汴京，不过短短四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