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回到汴京时，苏辙也于元祐元年（1086）正月下旬抵达京师。和苏轼一样，他在此后的几年之中，也不断获得升迁，到元祐七年（1092）为门下侍郎（副宰相）。两兄弟同受太后的恩典，内翰外相，显赫一时。

这次回到京城，两家人的住宅很近，常常抬腿就过去了。苏轼兄弟先后离开京城长达十几年，当年苏家在京城购置的南园，因为境遇的改变和生活的窘迫，早已经转卖出去。此次回京，苏轼在城西新买了一座宅院。

苏辙的府第也在城西，离苏轼的宅院非常近，每次退朝后，他总是先去兄长家中逗留一些时间，两人或对饮闲聊，或看后辈读书习字，生活悠闲而惬意。因为日子较为滋润，苏轼长胖了，有了肚子，他原本个头高，此间偏胖，照样一表人才。他下朝回家，有个摩腹的养生动作，家里人开玩笑，说他的肚子里全是文章，唯有王朝云说“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可见她对苏轼了解之深。

闲暇之余，苏轼也自创了一种帽子，高筒，短檐，殊不知戴了几回，全城都流行起来了，称为“子瞻帽”。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不弄一顶子瞻帽戴在头上的。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皆仿效，逢节日时，清一色的子瞻帽更是流动于大街小巷。

在宋朝，欧阳修故去之后，苏轼便成了公认的文坛领袖、书画宗师。其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太后的御赐之物也一件接着一件，小到一包茶、一盒酥，大到一匹马、一盏堆金砌玉的金莲烛。如此显贵的门第，常人多会迷失其中，纸醉金迷，但苏轼始终清醒如常。士大夫的信条是能处富贵，能安贫贱，而苏轼便成了这样的楷模。

米芾、李公麟这样的大书画家，以及高太后的女婿王诜、张方平的女婿王巩，俱为苏轼的追随者和好朋友。

米芾曾经专门到黄州拜访过苏轼，此时也到了汴京，为太学博士。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才艺术家，不仅书法自出新意，绘画也信笔挥洒，这一点和苏轼颇为相似。此外，米芾的行为也比较另类，往往随性而至，随性而为。他时常身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苏轼发明了子瞻帽，米芾则偏爱高筒帽，甚至将轿顶拆了也要头戴高高的帽子坐在其中。在汴京的这一时期，他和苏轼的交往更为亲密，尤其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交流极为频繁，这对二人书画艺术的精进都有长足的益处。

而驸马王诜与苏轼的重逢，是在元祐元年正月。这两位因“乌台诗案”别离七年的故友，竟在汴京的宫殿门前不期而遇。王诜有着极高的艺术鉴赏力，非常痴迷于苏轼的书画。因与苏轼交好，他对苏轼的字画收藏甚丰，但他仍不满足，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苏轼送给他人的书画也据为己有。

他听说张耒得到了苏轼《黄泥坂词》的原稿，便派人向张耒借阅。然而，因为王诜曾经将苏轼赠予米芾的《枯木竹石图》借去不还，有了前车之鉴，张耒说什么都不同意将手中的原稿借出去。最后，没有达成愿望的王诜便写信给苏轼，表达自己的渴求和抗议。苏轼看信后，大笑不止，便重新书写《黄泥坂词》送给王诜，由此可见王诜与苏轼的深厚情谊。

至于李公麟，则是苏轼这次回到汴京后新交的朋友。李公麟生于书香之家，好古博学，长于诗，尤以画著名，时推为“宋画中第一人”。现存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西园雅集图》，便是李公麟的画作，它见证了北宋文苑艺坛的一桩盛事：画面上十六个人，全是名噪当时的人物，他们在驸马王诜的豪华府第中雅集，或书，或画，或弹琴，或与美姬交谈。穿黄色道袍居中而坐的是苏轼，他正运笔写字，而在他身后，名流闲观，佳丽翘首。

这一时期，李公麟也为苏轼画了一幅写真画像。画中的苏轼，头戴乌帽，身着道服，手拿一根藤杖，斜坐在石头上，面容放松，神情疏朗。黄庭坚曾评价此画“极似子瞻醉时意态”，这幅画也流传至今，画中人物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苏轼形象。

尽管苏轼名满天下，他对寒士依然有求必应，不吝指教，因而门生众多。在苏轼的门人弟子中，“苏门四学士”最为人津津乐道。这四位在北宋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杰出人物，分别是诗界翘楚黄庭坚、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以及擅长议论文章的晁补之、张耒。元祐初期，他们列入苏门已达十年之久，这时也先后汇聚于京师，供职于馆阁之中。

对于这四位晚辈，苏轼极为爱惜，更是不吝言辞地赞赏，使得四人得以顺利崭露头角。同时，擅长书、画、诗词的全才苏轼也没有将自己的喜好强加给他的门生，而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艺术风格。更为人称羡的是，苏轼倡导自由议论，苏门内部因此形成了坦诚相待和直言不讳的风气。

元祐二年（1087），秦观从蔡州进京参加制科考试，便专门到西城的苏府拜见苏轼。师徒二人久别重逢，非常欢喜，兴之所至，便聊起了秦观的新作《满庭芳?山抹微云》。当时，这首词一经写出，就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苏轼也不例外，他称赞这首词意境清幽，并调侃地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不过，对于词中描写的男女之情，苏轼认为未能脱离柳永词作的艳丽之风，因而直接指出道：“想不到你竟开始学习柳七（柳永）作词。”对此，秦观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的词作清丽纯净，与柳永的香软之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便当即辩解道：“我虽然学无所成，但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事实上，无论是秦观，还是柳永，皆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都对慢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柳永，他对宋词进行了全面革新，也是两宋词坛上创作词调最多的词人。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文人对常年混迹于青楼酒馆的柳永颇有微词，由此“恨屋及乌”，对其创作的直白描写男女之情的“艳丽之词”进而也产生排斥之情。

幸好，尽管当时的风尚轻视柳永之辈的“俚词俗语”，但苏轼和弟子之间坦诚交流的风气却一直未变。婉约派的秦观与豪放派的苏轼，虽然在词风上大不相同，却一直在词的创作上相互交流和探讨，甚至相互影响，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宋词大家。

苏轼和黄庭坚之间，也是如此。他们既相互尊重，也相互批评。黄庭坚的诗作，以追求“不俗”为宗旨，作品的品格高雅，但也因此导致主旨单一。苏轼曾说：“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对此，黄庭坚也“礼尚往来”，坦言苏轼“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又说苏轼肆意挥洒的文章“未知句法”。

而在书法方面，苏轼与黄庭坚也都为大家，不过，两人在书法风格上大为不同。苏轼擅长行书、楷书，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李邕、颜真卿等前代名家的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又号称“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至于黄庭坚，则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独树一帜，笔法抑扬顿挫，新意十足。

一次，苏轼与黄庭坚交流书法技艺，苏轼评价黄庭坚的书法道：“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的蛇一样。”对于这样的评价，黄庭坚内心非常认可，他认为苏轼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自己的笔法缺点，但他嘴上依然不服输地说道：“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加以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过扁平，像石头下面压着的蛤蟆。”苏轼听后，与黄庭坚相视大笑。

他们便是这样，在幽默中道出对方的不足，在切磋中相互提升，后人也将两人与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尽管如此，黄庭坚始终以师傅之礼尊敬苏轼。待他到了晚年，他还将苏轼的画像悬挂在宅院厅堂的中央位置，每日都恭敬上香。

总之，苏门的组合是以共同的文化志趣和生活理想为核心，因此纯粹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