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皇帝在福宁殿忧郁而逝，享年三十七岁。宋神宗驾崩时，小皇帝宋哲宗只有九岁，于是高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元祐，这显示出对仁宗嘉祐时代的强烈向往。

高太后发起“元祐更化”，找谁来辅佐呢？她将目光投向了洛阳。

洛阳的“独乐园”，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转眼已是十五年。他就是司马光，王安石的老政敌。关于独乐园，宋人笔记多有描述，因为它既是史学中心，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各类政要连年穿梭。

独乐园的主人司马光，字君实，人称温公。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像王安石一样不恋女色，平时有点儿不苟言笑，但并不呆板。关于司马光，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幽默故事。时值上元节，司马光的夫人想到街上看灯，临走时跟他打了个招呼。他说：“家里不是有灯吗？”夫人笑道：“街上人多热闹，名为看灯，实为看人嘛。”司马光眼皮子一翻，说道：“莫非老夫是鬼呀？”夫人顿时乐了，出门后跟其他妇人调侃，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

司马光生活十分节俭，冬天不生炭火，访客便比其他季节大为减少。他不知其中缘由，还暗自纳闷为何一到冬天，家里就清冷了。他舍不得多点一根蜡烛，皇帝御赐的能烛照十丈之外的“金莲烛”，在他家里是摆设。可是仆人上街卖马，他却叮嘱道：“告诉那买家，马有肺病。”由此可见，司马光节俭而不抠门，俭朴而胸怀宽大。他以身示范，带动了享乐成风的官僚阶层学会节流。

在个人修养和文化学识方面，司马光与王安石颇为相似，但在政见上，二人却天差地别，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两人因而渐行渐远。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总是进行激烈地争辩，甚至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这让神宗非常矛盾，他其实希望这两位有治国韬略的大臣都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但两人的矛盾却因新法的推动越来越大。

熙宁四年（1071）四月九日，保守派大臣范镇因直言王安石的变法“用残民之术”，被罢免官职。对此，司马光十分愤怒，上书为范镇鸣不平，并自请退居洛阳。此后，他绝口不论政事，在洛阳潜心编撰《通鉴》。这一历程，长达十五年。元丰七年（1084），六十五岁的司马光终于完成了《通鉴》，并呈给神宗皇帝。神宗翻阅此书，非常重视，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朝政氛围在此时似有缓和，却不想，神宗皇帝于第二年便病死了。

神宗一去，高太后垂帘听政，首先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并着手废除新法 , 启用反对变法的大臣。她先是下诏，令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司马光到任后，向高太后进言，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文彦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

司马光组内阁，上表推荐人才，苏轼赫然在册。另一个宰辅大臣吕公著，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高太后顿时喜上眉梢。喜从何来？原来，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只是碍于神宗，不便插手朝政。此时她当政，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她不高兴谁高兴呢？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不便立刻重用苏轼，那么司马光、吕公著的荐表，便来得正是时候。

很快，高太后下旨，任命苏轼知登州（山东蓬莱）军事州，掌军政大权。苏轼领旨谢恩，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反应却很平淡，说：“一夫进退何足道。”重新步入官场，他又得调整心态，撇下刚买的阳羡之田，将田园里的苏东坡隐藏起来，而让“屡犯世患”的苏轼再度登场。

前路未知，却总得上路。极为短暂的安定之后，苏轼举家向登州出发。然而，走了三个月，登州任上仅五天，新的任命复至：升苏轼为礼部郎中。全家人刚在登州安顿下来，又要起程了。

不过苏轼动作快，五天干了两件大事：一是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二是免除食盐专卖。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即让民间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贸易自由。盐、铁、酒、茶的专卖他都反对，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如此态度，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他终极的政治理想不仅是强国，而且要富民。

办理完政务交接，苏轼也利用回京之前的有限的闲暇时光，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写下长诗《登州海市》。

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上旬，苏轼顺利抵达汴京，在众人的观望中就任礼部郎中，但在朝仅半月，又被迁为中书省的起居舍人。起居舍人与礼部郎中都是从六品官职，但起居舍人在当时却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元丰改制以后，起居舍人是与门下省的起居郎并列的官职，合称左右史，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并参与朝廷所有大小政务。

苏轼担任起居舍人不到三个月，又有一道诏令下达：任命苏轼为中书舍人，且无须考试，直接就任。半年后，即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轼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官服三品，位在六部尚书之上。升迁如此之快，苏轼有些晕头转向，百官也为之瞩目，议论纷纷。

中唐及北宋的翰林院，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而宋仁宗二十多年前就盛赞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再加上当朝宰相司马光年迈，身体又不好，一旦退下，刚五十岁就身居翰林院要职的苏轼似乎是补缺的最好人选……

这些议论，其实对苏轼不利。还朝不到一年，他便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关注的中心，于是拆台的小人应运而生，他们站到苏轼的对立面，百般与他纠缠。苏轼回汴京三年多，避小人如避苍蝇。然而苍蝇一直盯着他，围着他嗡嗡直叫，只等伺机出动。

好在司马光主政，始终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他德高望重，庶几能够控制局面。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高太后支持他恢复仁宗朝的旧制，毕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治理国家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司马光勤勤恳恳，几至呕心沥血，豁出老命要让国家走上正轨。不过他犯了一个走极端的毛病：尽废熙宁新法。他外表温和，内心却与王安石一样固执。

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近二十年，有些法令明显失败了，却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方田法、免役法，给百姓和国家带来了较大的利益。然而，司马光不考虑新法的可取之处，一概废弃，这极大地损害了朝廷法度的连续性，也不利于官员团结。在江宁的王安石，听说新法几乎全被废除，病情加重，于元祐元年四月病逝。而朝廷各部门中的变法派人物，则决定联手反抗。尤其是掌管枢密院的章惇跟司马光正面为敌，毫不示弱。

这个章惇也是北宋一大怪才，行事有时像魔鬼，有时又像英雄。他敢于言事，甚至当着太后的面与司马光唇枪舌剑。司马光称免役法有五害，章惇则上书几千言，力加驳斥，不给司马光一点儿面子。二人闹到太后的御座前，章惇竟然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他长得像金刚，咆哮有如狮子吼，当年在商州，连猛兽都怕他。他剑术相当精湛，但在这里却不是要陪司马光“吃剑”，而是要决斗。面对章惇的挑衅，司马光面色凝重，却不予理会。这位目光能穿越千年的历史高人，其为官之道，哪里在章惇之下。

司马光与章惇针锋相对，其实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政见之争，朝廷各派官员也纷纷站队。面对此种局势，苏轼左右为难。苏轼与章惇是同年进士，在凤翔曾有过愉快的交游。在“乌台诗案”中，章惇在重要关头呵斥宰相王珪，避免此案牵连苏轼全家。对此恩情，苏轼一直铭记在心。但在政见上，苏轼又属于司马光的保守派阵营。现在的局面，他十分为难。宰相府和枢密院，他只能两边走动，试图缓解文官首脑与军事首脑之间的矛盾。

更麻烦的是，苏轼和司马光的政见也不相合，他不同意司马光尽废熙宁新法的做法。原则之争，苏轼毫不让步。当年反对王安石，他位卑职小，已经跳得很厉害，眼下他位高权重，把司马光弄得非常头疼。两人议事常常不合，司马光看苏轼渐渐有些不顺眼了，“始有废公意”。

除了政见之争，苏轼的性格也令司马光不愉快。大臣们聚集的场合，一般都听首脑讲话，苏轼却要高调地争取发言机会，总是说：“温公不能让我等说几句吗？”司马光点头同意，然而，在苏轼当仁不让地讲起来后，司马光却慢慢朝屏风后或花园中走去。面对这种难堪，苏轼回家之后，犹自气呼呼的，半夜还在嘀咕：“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执政一年，由于劳累过度，死在了办公桌上。高太后大恸。雄心勃勃的“元祐更化”、大力推行的“贤人政治”失掉了肱股之臣。她再有能耐，没有司马光的辅佐，要镇住派系林立的政局，也力不从心。

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而封建政权的格局，要么需要英明皇帝，要么需要铁腕大臣，否则就镇不住朝堂，管不了百官。司马光去世，高太后痛哭，她哭的正是这一点。有学者称高太后为“女中尧舜”，但她有尧舜之心，却无尧舜之力。

司马光去世后，高太后也曾考虑过让苏轼当宰相。高太后是苏轼诗文的忠实读者，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安排宫中乐人演唱。事实上，这也是几十年来大宋皇室的一个传统，后来又传到了徽宗、高宗和孝宗。宋孝宗视苏轼为隔代知己，精读了苏轼卷帙浩繁的全集。

然而，无论苏轼的诗词如何受到高太后的赏识，政治讲究“势”，时殊势易，苏轼备受小人的围攻，“谤书盈箧”，“一年之内四遭口语”，高太后不得不顺势而为，终究没有孤注一掷地启用苏轼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