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接到神宗的诏令后，百感交集。这倒并不是因为神宗将他从黄州迁到了汝州，而是因为神宗在诏令中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短短一句话，极大地触动了苏轼。

作为一位渴望建功立业的正直士大夫和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历经五年的贬谪生涯，皇帝突然对他表现出眷顾和珍惜之情，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寒冬中的一种温暖。在“乌台诗案”中受到的冤屈，这五年贬官黄州的委屈，终于有了喷涌的出口。

想到要骤然告别黄州的一切，苏轼心中十分不舍。临皋亭涛声依旧，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雪堂的离别酒喝了一波又一波，送别的人却依然络绎不绝。“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当年在镇江金山写下的诗句，宿命般地描绘出他的命运轨迹。身在仕途，就是马不停蹄，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有时候途中走数月，到任只几十天又调走了。于是有了“宦游”这类词汇，而苏轼一生宦游四十余年，足迹遍布万里江山。

元丰七年（1084）春，苏轼起程前往汝州，陈慥一直送他到九江。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曾七次从他居住的歧亭到黄州看望苏轼，每次往返几百里。他和苏轼趣味相投，都是古道热肠之人。还有眉山人巢谷，也是一位值得浓墨重写的义士，他行事很神秘，在苏轼倒霉的时候总会现身，陪伴在苏轼身边，而苏轼得意了，他又飘然而去。

这次苏轼赴汝州，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的药方“圣散子”，叮嘱说：“千万不可示人，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苏轼当时并未十分在意，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很多。然而，几年后在杭州，这“圣散子”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苏轼万分感激巢谷，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

苏轼到达江西九江的地界之内，陈慥返回，和尚参寥前来迎接，陪他畅游庐山。他们在山中盘桓两日，心神极为放松。不过，因急着去筠州看望弟弟，苏轼并未多作停留，便匆匆下山了。

自元丰三年（1080）在黄州分别后，苏轼与苏辙已近五年未见了。尽管苏辙的女婿王适、文逸民等经常往返黄州和筠州，传达两人的消息和书信，但苏轼依然十分渴望见到弟弟。他觉得作为兄长，自己拖累弟弟太多了。苏辙有三个儿子、七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夭折），经济负担一向很重，而在“乌台诗案”中因力保兄长，他被贬官筠州，俸禄大减，生活更加艰难。此外，苏辙在筠州面临的不只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有同僚的打击。特别是筠州知州汪国镇告老还乡之后，同僚中便有人明目张胆地排挤苏辙。苏轼听说后，十分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心中难免觉得悲哀。

前行中想到这些，苏轼愈发迫切地想要见到弟弟，他一路风餐露宿，马不停蹄地赶往筠州。苏辙早已收到消息，听闻兄长要来筠州相会，心中充满了期盼。他一边坚守着那卑微而繁杂的监酒职责，一边计算着日子。有一天，他和两位禅师对谈时，觉得兄长当天可能会到，便偕同禅师，以及儿子苏适、苏迟、苏远等，出城二十多里，在城郊的建山寺迎接。等候不久，苏轼果然到了，依旧是笑容满面，未改乐观爽朗的心性。

两兄弟见面，分外开心。他们把酒论诗，对床夜语，共诉人生感慨。虽然仕途坎坷，处境艰难，但他们依然情绪高昂，互相勉励和劝慰。这一次，苏轼在筠州停留了七八天，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苏轼从筠州返回九江时，由儿子苏迈带领的家人尚未到达。此时，佛印禅师恰好在庐山，他派人捎信给苏轼，邀他同游庐山。佛印禅师与苏轼神交已久，苏轼在黄州时，佛印就曾派人问候，苏轼则送了一块外形奇特的石头给佛印作为礼物，两人自此结下深厚友谊。这次能够见面，苏轼十分激动，当即就与参寥重上庐山。

他们同游黄龙峰，在山中的温泉水中凝神浸泡。当参寥与佛印交流佛法之时，苏轼则信步游览了白鹤观、白云庵、东林寺、西林寺等。几天的游览，庐山对他来说，不再陌生，但是他却依然不能窥见庐山全貌，从不同角度观看，庐山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苏轼有感于此，临下山之前，在西林寺的壁上题诗一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题西林壁》为哲理诗之绝唱，并将哲理蕴含在对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的描绘之中：横看庐山，崇山峻岭连绵不绝。侧看庐山，则峰峦起伏，奇峰突起。从远处和近处看，所看到的庐山气势又不相同。在苏轼看来，之所以从不同的方位看庐山会有不同的印象，在于“身在此山中”，而没有跳出此山进行全局观览。苏轼看山峰，却看见了人世。寥寥数语，说尽多少事。

从庐山下来，已是五月中旬。此时苏轼的长子苏迈，时年二十五岁，不久前被任命为德兴县尉。于是，一家人决定从九江乘船绕道湖口，送苏迈赴任。至于参寥，他决定在庐山留住一些日子，便与苏轼就此分别。

苏轼全家一路前行，路过湖口，苏轼顺道和儿子苏迈一起前往著名的石钟山游览。关于石钟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提到石钟山得名是因为水和石头互相拍打，发出的声音很像钟声。但是，对这种说法，苏轼较为怀疑。因为按照常识，即使是把钟磬放在水中，也不能发出声音，更何况是石头呢？

为了一探究竟，苏轼特地和苏迈坐着小船到断壁下面，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夜深人静，石钟山的氛围煞是恐怖。千尺之高的巨石如猛兽一般立着，而老鹰和鹳鹤在山谷之间发出巨大的叫声。尽管环境阴森可怖，苏轼却不虚此行，他的确听到了从水上发出的巨大声响，声音洪亮，如同敲钟击鼓。苏轼仔细观察，发现山下都是石穴和缝隙，即使是细微的水波涌进里面，也会发出这种声音。终于弄清了石钟山的命名来由，苏轼倍感开心，同时心中也有诸多感触，他情不自禁地发出喟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根据这次经历，苏轼写下了著名的《石钟山记》。这篇文章通过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说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必须认真调查，切忌主观臆断。苏轼的这种人生感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得出的道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生都在不停思索，也在不断收获。

从石钟山回来后，苏迈便在湖口与全家分别，前往德兴县赴任。随后，苏轼携全家经池州、芜湖、当涂等地，于六月底到达金陵。

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变法大业未竟，又备受吕惠卿等小人的背叛和折磨，年仅三十二岁的儿子王雱也忽然病逝。这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他绝望之下，辞官回到金陵，隐居于东门外的“半山园”。此时，他的生活依然和年轻时一样简朴，平日常骑一头驴子四处游玩，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也许是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

听说苏轼要来金陵，并将择日前来拜访自己，王安石感慨万千。抛开这些年的不同政见，他其实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所以，即使苏轼不断抨击新法，他在当政时期依然没有迫害苏轼，更是在“乌台诗案”中主动上书营救苏轼。而当苏轼贬官黄州期间，他也一直默默地关心着苏轼。

这一次，王安石更是亲自到江边相迎，拄杖眺望。苏轼登岸施礼，说：“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二人大笑，一句话胜过千言，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

在金陵期间，王安石与苏轼携手相游，促膝交谈而不知疲倦。关于历史、文学、国事、家事，两人虽然时有争论，友情却暗暗增长，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王安石迫切地希望苏轼在金陵留下，比邻而居。苏轼感动了，欣然应允，但辗转几处买田，皆不如意，只好辞别荆公。

临行之前，苏轼专门到半山园与王安石辞别。此时的王安石，已过花甲之年，身体孱弱。面对分别，他十分伤心，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的这句话，对苏轼是极高的评价。因为从历史的高度认识到苏轼的价值，王安石是第一人。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更多在于文学，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政治奇人、文化伟人和历史巨人。

然而，苏轼造访金陵，继而向仪征的途中却发生了一桩惨事：其未满周岁的小儿子苏遁身染恶疾，夭折于舟中。天降横祸于苏家，二十二岁的王朝云悲痛欲绝，苏轼也写诗哀叹：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也许是丧子之痛的影响，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惯性**，苏轼萌生了买田隐居的念头。这念头一动，立刻招来八方吁请，范镇请他去许昌，王巩请他去扬州，张方平请他去南都……古人讲究千金买宅，万金择邻，有苏轼这样的人做邻居，真是一种幸福。苏轼分身乏术，十分为难。

正在这时，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苏轼恰好顺路，便去了常州。他周游几日，非常喜欢这里，便在常州属地阳羡（今江苏宜兴）的一座山中买下了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有了这块地，一家十几口的生活便不成问题了。于是，他两次上《乞常州居住状》，恳请朝廷批准他在常州安家。过了数月，朝廷终于准了他的请求。

隐居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苏轼的欣喜溢于言表，写下了书法兼随笔名作《楚颂帖》。他在此文中自表心意：“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

苏轼性好种植，始于当年回眉山老家丁忧，那时他手栽了三万棵青松。今日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的苏家陵园，犹见千亩松林。夏秋风大时，“短松冈”松涛阵阵。

苏轼不仅熟悉农事，且能嫁接果木，他在田地里忙碌时，无论穿戴还是身姿，与农夫无异。然而，苏轼却不是寻常农夫。他是大诗人，是享有俸禄的官吏，是名满天下的苏学士，这样的身份却能熟谙农事，在土地上耕耘，他与土地就构成了一种新关系，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农夫与土地的关系。他既是耕种者，又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赞美者，也是乡村风物的欣赏者。他既能贴近土地，又能与之保持必要的审美距离，而正是这种审美间距，反倒使他比一般农夫更能够深入土地，浑身散发出泥土的芳香。

陶渊明归隐田园，喝酒写诗，贫穷而逍遥，确立了一种文化品格。苏轼追慕陶渊明由来已久，他选择常州为栖居之地，在阳羡买田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当然，苏轼的日子会比陶渊明好一些，他毕竟还是官府中人，拿着俸禄。年近五十的人了，他确实想安定下来，过他想过的生活。如果这一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他的余年或许称得上幸福。

不过，苏轼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对田园生活满怀希冀，另一方面又与政治藕断丝连。换句话说，苏轼虽然追慕陶渊明，但两人的心境毕竟不同。我们无意因此而责备苏轼，说他的田园梦并不纯粹。牵挂政治并不是一件坏事，在仕途上起点颇高的苏轼为此所做的心理斗争大大多于陶渊明。政治牵扯苏轼的神经，田园引导苏轼的梦想，两者像是钟摆的两端，苏轼在其间摇来**去，最终停在哪一端，其实是一种偶然。可以预设的是：苏轼无论停在哪一端，都会对另一端耿耿于怀，挥之不去。

关于阳羡买田，苏轼另有一赋《菩萨蛮》描写此事：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阳羡的溪山美，朋友也多，与杭州、扬州、金陵等地的朋友往来也方便。同时，活动半径大，日常韵味足，具有相当完整的“生活世界”。它对苏轼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认为这其中另有一层意思，即为王朝云考虑：家庭生活安定了，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她或许能再生一个孩子，重新做母亲。

苏轼为自己，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然而，此时朝廷却生出大变故，刮起了新的旋风。苏轼在常州忙着规划诗意栖居，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很快就刮到他头上了，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