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州，苏轼的政治理想虽然跌入低谷，却有美神、爱神携手而来。苏轼在杭州收留的侍女王朝云，如今已亭亭玉立，举止曼妙，艳光四射。即便十几年之后，她已三十多岁时，苏轼还写诗赞美她的容貌：“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雪白的肤色，鲜红的嘴唇，天生丽质不需装扮。

王朝云是在苏轼身边绽放的一朵鲜花。

苏轼志存高远，性情豁达豪放，本“不昵妇人”，却与王朝云两情缱绻，阴阳调畅。他亲手培养了王朝云的才情，而灵动的王朝云反过来又催生了他的艺术灵感。黄州是苏轼创作的“井喷期”，佳作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浪赶一浪，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二是佳人的爱情热烈而又绵长，激发了创作的冲动。

王朝云是机敏的女子，潜心学习，琢磨生活，苏轼称赞她“敏而好义”。她不仅与苏轼心心相印，对环绕着苏轼的家庭氛围也很敏感，与苏轼的夫人王闰之相处得比较融洽。或许，正是在王朝云的努力下，王闰之才不大吃醋。苏轼此间还写下了表扬王闰之的诗句：“妻却差贤胜敬通。”在苏轼看来，他是幸运的，妻子比汉朝冯敬通的悍妻大度多了。

王闰之的确是位贤妻，虽不能与苏轼诗文相应，却在生活上给了苏轼最有力的支持。苏轼贬官黄州，俸禄以实物折支，非常微薄，而全家二十余口需要养育，经济压力很大。王闰之便与苏轼一起计划开支，他们根据黄州当地的消费情况，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再将这些铜钱分成三十份，吊在屋梁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份。到了月末，若有盈余，另存于竹筒中，用来款待好友，接待宾客。

举家厉行节约，王闰之堪称能手。昔日的太守夫人，不但将金钗银簪送进了当铺换钱，而且眼下穿着的衣裳也常有补丁。乳娘任采莲更有高招，她将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悬于饭桌旁，小孩儿想吃肉，便望望咸猪肉。这叫“咸肉止馋法”。苏迨、苏过年幼，望着猪肉不眨眼时，任采莲会说：“快拨饭，不怕咸呀？”苏过告发哥哥苏迨盯着咸猪肉看了好几眼，任采莲又说：“不管他，咸死他！”全家哈哈大笑。

尽管苏轼带领全家节约，但因为在黄州的朋友越来越多，造访的客人接二连三，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苏轼又最怕朋友少，即便是乡野之人，只要上门了，他必定留客吃饭。黄州这地方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碰上旱灾、雨灾怎么办呢？为长远计，苏轼不能不想办法。在朋友马梦得的周旋之下，黄州知州徐君猷解决了苏轼的难题，把一块废弃的兵营之地拨给苏轼。这块地位于城东的小山坡上，约五十亩。于是，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全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扁担，每天累得一身汗。

艰苦的耕耘，苦中有乐。远道而来的朋友，比如眉山人巢谷、陈慥（陈希亮的儿子），京师小吏马梦得，杭州高僧参寥，本地人汪若谷、吴齐万、古耕道，见到苏轼开荒种地，二话不说，也加入了垦荒队。马梦得与苏轼同年，性情诙谐，喜欢插科打诨、唱歌哼曲，苏迨、苏过很喜欢跟在他后面。

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这块新垦的荒地，因位于黄州东门之外，苏轼将其取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响彻千年。

后来，陆游《入蜀记》也记载了他亲眼所见的东坡：“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值。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凡是热爱生活的人，想必都会热爱废营地开垦出来的东坡，那夏风中的麦浪、秋风中的稻浪，在心头**漾，别有一番滋味。

在东坡边上，苏轼还建造了一座五间房的农舍，称为“雪堂”。苏轼在坡地上劳作，累了便会在此歇息，一天中的大半时间也就逗留在此，会客或者读书。雪堂四壁的雪景图出自他的画笔，堂前匾额上的四个大字“东坡雪堂”是他的手迹，一切尽显文人气息。但这高雅之处却是谁都能来，包括城里的穷秀才，村中的流浪汉，以及蹭酒喝的、打秋风的、说旧事的。访客多了，主妇难免皱眉头，暗暗担心家用不足。其实客人也知趣，一般不会空手而来。对此，苏轼用家乡土话打趣：“来就来嘛，何必又提又抱又扛的。”

苏轼在田间劳作，王朝云便负责饷田。她带来美酒，迎着麦田里的微风飘然而立，婀娜的身姿点燃了周遭风景，一切都是那样恬淡美好。苏轼割麦子累了，便喝王朝云挎篮携来的美酒。心情舒畅了，他会斜倚田埂看悠悠白云，托腮赋诗：“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不避艰辛而诗意栖居，或者说，唯知酸甜苦辣，方能懂得诗意栖居。谁以为弄个豪宅就有诗意，那是痴人说梦。试问古今豪宅，何处可比东坡雪堂？

日本、德国、韩国、美国的汉学家，惊叹苏轼应对磨难的力量竟如此之大。高官更兼大文豪，做苦力却轻描淡写，凸显给世人的倒是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须知耕种绝非易事，家中十余口，没有一个是种田好手，苏轼事事请教老农，附近的农民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写诗描绘此事，幽默而又豪迈：“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苏轼的天性是乐于待在人群中的，却又完全不是“人来疯”。大师之妙，妙到毫厘。有一天，他在雪堂忙碌，等客上门，忽然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轼。

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贬黄州期间，他无权无钱，却舍下脸面去调动“人脉资源”，大力革除江对岸武昌城（今湖北鄂州）溺女婴的陋习，让数不清的女婴存活下来，健康地长大。

中国文化铸就了苏轼的伟岸，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谁能说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没有蕴含着足以傲视西方的普世价值呢？

苏轼曾说：“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这不是说大话。日后有个人，弄得他家破人亡，使他几乎九死蛮荒，这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在有能力报复的时候，轻轻一挥手，宽恕了对方，还提醒对方保重身体。通过他，我们才知道，悲天悯人并不是一句高调的空话。他诠释了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通常意义上的各类人杰，是不能跟他比的。

苏轼作为一名好官，是民本的；作为坚实而丰富的个体，是人本的。人本并非官本的对应物，人本通自由。自由又通向什么呢？研究苏轼，如果想避免一再走入故纸堆的话，不妨将眼界拓宽一些。比如一个人类学学者，或一个现象学学者，可能会在苏轼身上看到很多新东西。

在黄州，苏轼常被人拉去喝酒，因不胜酒力，他便花费半年时间自酿蜜酒。然而，客人喝下蜜酒却拉肚子，他只好宣布酿酒失败，以后继续研究。在朋友家中饮酒，闻到酒香他就醉了一半。祖父苏序豪饮，这基因没传给他；即使久经官场文坛，他也锻炼不出来，一辈子遗憾酒量太小。不过，他写醉书、画醉画、填醉词却很在行，稍不留神就是千古绝唱。且看《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善于做考证的胡适先生曾表示疑惑：“家童怎么会鼻息如雷鸣呢？”不过，联系苏轼在考场上也要杜撰圣人典故，胡适释然一笑。文人的作品，用一些夸张手法、化用一些典故也是常见之事。

这首词很快传到知州府邸，徐君猷慌了,“以为州失罪人”。他急忙跑到苏轼的寓所，看了之后，马上松了一口气，笑自己太过慌张。原来苏轼正在堂上高卧，并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从词中透露的时间看，苏轼在江边待了半夜。他倚杖听江声，却听见了人事纷扰，嗅到了虚无的气息，不由自主地要朝虚无的领地奔跑。当然，他对“虚无”的体验有多深，对生活的热情就有多高。他虽然渴望自由，但在他看来，自由既在江海，又在人世，二者形成特殊的张力，因而他心向自由而置身人世，不避人生喧嚣。这样的生存姿态，在他身上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他在民间，在野地，在浓烈爱情的光照中，在至亲良朋的环绕下，出人意料地精神抖擞，鲜明的形象甚至盖过了他身为官员留给人的好印象。历史上像他这样的好官并不罕见，但是作为杰出艺术家，作为人的韧性、丰富性的阐释者，他是罕见的。身处逆境而笑声爽朗，一般人做不到，所以人们称他“坡仙”。他浑身散发的仙气和李白的不同：李白天马行空，而苏轼归属大地的广袤与神秘。换个比喻说，李白像天仙，苏轼如地仙。

在农家生活的熏陶下，苏轼越来越像个大男孩儿，而生活回馈给他的，也是诸多美好。尽管黄州生活艰苦，王朝云却有了身孕。苏轼欢天喜地，有时整日不出门，围着孕妇，听胎动，做美味，陪散步。苏轼此前已有苏迈、苏迨、苏过三个儿子，他端详王朝云的面容说：“兴许是个女孩儿。”然而，生下来的还是男孩儿，眉角格外像他，抓周时单抓书和笔。对此，苏轼与王朝云相视而笑，为孩子取名苏遁。遁者，逃亡矣。在京师斗不过那帮小人，逃向民间总是可以的吧？

苏轼在《洗儿》中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此诗语气戏谑，基调反讽。一个“望”字，写尽了世人对孩子的无限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苏轼郁闷时言辞尖刻，高兴了又要讽刺人。做官做到公卿，原来有诀窍：不是聪明，而是愚蠢加鲁莽。

他讲的聪明，是指政治远见及与之相应的良好操守。而事实上，官场小人绞尽脑汁弄权术，深文周纳，将愚且鲁变成了他们官至公卿的手段。苏轼对此十分不屑。他还会被自己的聪明“误”下去，直到停止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