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照例上谢表，语气和《湖州谢表》的倨傲不同了，但也毫无乞怜之态，依旧不卑不亢：“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罪臣上表，却并不回避自己的才学和实干，至于神宗看了谢表会怎么想，他也不去计较。此时他仍能直接表达内心所想，足以说明他有着过人的勇气。

元丰三年（1080）二月，天气尚未回暖，苏轼经长途跋涉，抵达黄州（今湖北黄冈）。黄州在大江之滨，地势高低不平，城内百姓较少，给人一种凄凉萧条的感觉。苏轼因是犯官，没有官舍，便暂居在黄州城内的寺庙定慧院。

在寺院内安顿下来，苏轼白天几乎都闭门不出，晚上才独自外出，游**于夜色之中。飞来横祸，彻底粉碎了苏轼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后再功成身退的幻想。乌台的折磨，贬所的荒远，一路上还有御史台的台卒押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谁能处之泰然？纵然是豁达乐观如苏轼，一时间也难以承受。

他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怅然，对那些处心积虑陷害他的小人感到不屑，心情可谓复杂。在矛盾交织中，他写下了《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年少成名，名动京师，天子盛赞有加，重臣亦多夸赞提携。待步入仕途，虽因反对变法而外放地方为官，却依然深受皇帝欣赏，历任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然而，一场 “乌台诗案”，他下狱受审，以罪臣之身贬谪黄州。经此变故，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半生辗转多地，在他看来，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时年四十四岁的苏轼，甚至觉得自己一生的仕途无望了。

此时，苏轼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原本是地方的军事助理官，但苏轼却只是“本州安置”，无权参与公事。至于水部员外郎，是工部第四司水部的副长官，南朝梁的何逊和唐朝的张籍这两位诗人都曾担任此职，但苏轼相比他们，也只是代理，非正任之官。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贬谪官员，没有权利，俸禄微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

处境虽艰，但一切都不能击垮他。既来之，则安之。尽管寄居僧舍，每日粗茶淡饭，他却发现了偏远黄州的美好。这里三面为长江环绕，鱼儿肥美，竹林众多，似乎行在路上都能隐约闻到竹笋的香味。也许，苏轼此时又有了一些憧憬……

苏轼到黄州两个月后，即五月底，苏辙护送苏轼的家眷来与他汇合。大半年离别，恍如隔世。

因苏家人口众多，黄州知州徐君猷为苏轼另辟一处居所——临皋亭。临皋亭属官府建筑，罪臣本不可以入住，徐知州却为苏轼破例。新居不算宽敞，但周遭风景甚好，与武昌城隔江相望。

苏轼《致范子丰书》说：“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段话很有意思。或许苏轼是因为念念不忘家乡，才会安慰自己“何必归乡哉”。 临皋亭下的江水半是峨眉雪水，而家乡眉山就毗邻峨眉山。

至于谁是江山风月的常主呢？苏轼说是闲人。闲人又是什么人呢？显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忙于政务是忙人，身处江山是闲人，但苏轼的闲，不如说是另一种忙碌。他忙着生活，忙着静观天地万物的律动，应对纷至沓来的灵感。这忙，却不是追名逐利的匆匆忙忙。人的眼睛一味盯着功利，视野、胸怀会收缩，享受生命的能力便会降低。对此，苏轼提供了相反的，也许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生活远比功利宽广，生活的完整性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逐渐改变了在黄州昼伏夜出的习惯，但他的内心依然有些孤独。知州徐君猷待他不薄，却仅限于为他安排居所，接触甚少，毕竟他是罪臣。苏轼的著名信件《答李端叔书》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混迹于庶民之间，在乡野小店喝点儿劣酒，常被醉汉推骂，苏轼反而感到高兴。推几下，骂几句，可比京城那帮小人的持续围传攻好受多了。苏轼从这样的角度感受事物，看似寻常，其实非凡，称得上是一种修炼。亲友躲着他，“有书与之亦不答”，他很不舒服，但字里行间的痛苦隐而不彰，这就叫高贵。

苏轼内心的苦闷没有朋友可以分享，只能独自消化，他自斟，自饮，自己游**。一天夜里，他在不知不觉间又走到了离定慧院较远的长江之畔。独自伫立在江边，观月夜之景，他有感而发，咏出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夜深人静，一弯残月挂在稀疏的梧桐树梢。幽居人独自往来，仿佛那缥缈的孤鸿身影。远处，孤独的鸿雁突然惊起，回头四顾，发出一声悲鸣。它内心似有怨恨，却无人知晓。它在树丛之间盘旋，但挑遍了月夜里的寒枝，也不肯迁就栖息，最后甘愿落在寂寞凄冷的沙洲之上。

这首词为词中名篇，境界高妙，物我交融。苏轼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初到黄州时的苦闷与凄凉的心境。然而，全词并无自怨自艾的颓废基调，选景叙事均简约凝练，风格清奇，表达出苏轼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前人称赞此词：“似非吃烟火食人语。”

苏轼琢磨孤独，也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历代高僧都有这能耐，苏轼虽不曾出家，却也研究佛学。城郊有座安国寺，他常去焚香静坐，眼观鼻，鼻观心，物我两忘，“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然而生命的律动不可休止，他写信给朋友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苏轼向佛，重两点：静与善。动辄得咎，退而为静，静又反观生命的律动，以期重新跃入生活的激流。苏轼求僧问道几十载，始终是静寂与律动的两栖者，他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异质性的东西集于一身。

他也从佛学的角度，来反思“乌台诗案”的灾祸。他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认为自己遭受诋毁，是因为口业太盛，妄论厉害。但他的这种自我反省，并不是全盘地自我否定。他依然坚持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的信念：“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苏轼多欲而向善，既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的结果，又取决于他对“恶”的领域的深广体验。不知恶，焉知善？有趣的是，苏轼始终相信善的领域更广一些。犹如佛法无边，能使恶魔皈依。

他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他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他顶住了压力，现在却要拆掉“千斤顶”，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细腻的人事敞开。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

苏轼念佛而不吃斋，一切随缘又随意。北宋两大高僧佛印和参寥都是他的好友，他们互相影响，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掌故。此外，苏轼沐浴、梳头皆有讲究，还研究梳头与睡眠的关系，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推广他的成功经验。他采药，尝百草，攀峭壁，后来与人合编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医书《苏沈良方》。他的烹调手艺更不一般，将孟子的教导“君子远庖厨”抛在脑后，发明的美味佳肴数不清，今日尚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

苏轼爱好颇多，还喜欢收集沙滩上的小石头，或因形状，戓由色泽。在黄州，他收集了二百九十八枚“细石”，列于铜盆之中，名曰“怪石供”。他也琢磨私家园林，不厌其烦地给人家提意见。他和渔夫、樵夫打成一片，软泡硬磨要听父老讲故事，村里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他听不够，还想听祖祖辈辈传下的故事……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苏轼生前，已被人呼为“坡仙”。

古代人杰，如嵇康、葛洪、李白，苦苦寻仙不得一见，身上却有了仙气。这挺有意思。可惜近现代，仙气或神性在生活中消失殆尽，人们肆意破坏大自然系统和法则。也许五十年，也许一百年，人类将收敛狂妄自大，遏制无尽的自私与贪婪，重新回到敬畏天地和尊重自然的良好心态中。

生活的智慧，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回头看看苏轼这位全景式的生活大师，方知我们多么单调、贫乏、浮躁、轻狂。

人间万事，没有什么比生活更重要。生活的意蕴层由若干核心元素构成，包括苏轼强调的风俗、道德。行文至此，我们要加上神性、诗意、日常趣味、个体差异。当然，金钱或物质基础乃是题中应有之意。种种核心元素，去掉一个，生活就要出问题；去掉一半，生活将趋于面目全非。而放大其中的某个元素，后果同样堪忧。“物质”跑出很远了，“精神”当奋起直追。说到底，人之为人，除了精气神，余下还有什么呢？

苏轼个体生命之强悍，意志之坚韧，举止之平和，古今人类罕见。而贬居黄州，可谓见证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