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指的是位于东澄街北的御史台，这里大门向北而开，四周有百余棵柏树，上面栖息着数千只乌鸦，因而得名。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乌台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关押的都是要犯。宋代刑法规定：“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苏轼的案子，被构陷成“愚弄朝廷”和“谤讪君上”，又是神宗皇帝御批，也属大案。

案件的主审是李定，舒亶为助手，而张璪专施刑具。张璪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苏轼入狱，便遭狱卒毒打。

当时，有个叫苏子容的囚犯也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因得罪御史台的小人而下狱。他就在苏轼隔壁的牢房，“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他在狱中赋诗十四首，诗中亦为苏轼的遭遇悲叹：“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湖州。这里明确说明，苏轼被诟辱通宵。

不过，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这些遭遇，当然也包括苏子容记下的情形。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性不忍事”的苏轼，也有终身不想提及之事。

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地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等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案件闹得很大，牵涉几十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而案件进展不顺利时，小人就暴跳如雷，愈发疯狂地扑打苏轼。

小人丧心病狂，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神宗皇帝，愿解除自身官职来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登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为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或许张恕不敢投书，也正是担心这个。

以户部侍郎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对苏轼有利的方向发展，李定、舒亶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亶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部杀掉。他还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写的一首咏物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么一首普通的吟咏桧树的诗篇，舒亶却如获至宝，急忙呈送给右相王珪。

舒亶和李定、王珪，都是一个派系的官员。其中，王珪的官职最高。

王珪拿着诗稿，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此人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珪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公然声称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不臣，又是什么？”

神宗又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

一旁的章惇也开口说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称为龙。”

神宗说：“诸葛孔明被人称作‘卧龙’，东汉颍川有‘荀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吗？”

王珪哑言，无话可说。

二人退朝时，章惇质问王珪道：“你想害死苏轼全家吗？”

王珪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亶讲的。”

章惇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亶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

此时的章惇尚未恶性膨胀，但他日后却与苏轼纠缠不休。

舒亶献诗失败了，右相王珪还在神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遭章惇一顿臭骂。北宋政坛很有意思，论官职，章惇比王珪差了几级，却能当众骂他，令这位当朝宰相落荒而逃。

“乌台诗案”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为苏轼祈祷。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曹氏说：“你也不用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元丰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神宗皇帝颁发大赦天下的诏令，苏轼也在赦免之列，暂无性命之忧。然而，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不愿功败垂成，开始发动最后的舆论攻势，不择手段地对大臣们或裹挟或威胁。一时间，朝野刮起攻讦苏轼的旋风。神宗又举棋不定了。

张璪则对囚犯苏轼封锁外面的消息，每日恫吓，比如追问苏轼祖上五代。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金而亡。偏偏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死亡信号：送饭的人送来了一条鱼。入狱前，他与长子苏迈曾有约定：送鱼意味着难逃死罪。

看着摆在面前的鱼，苏轼万念俱灰。生死关头，他格外怀念弟弟苏辙和自己的妻儿，凄然写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这是《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的其一，表现出苏轼对家人的深深眷恋之情。

在苏轼心里，自己一死不足惜，到处的青山都可以埋葬骨骸，只是当年在京城考取功名时，与弟弟深夜共读，曾相约在雨夜对床而眠的盟誓再也无法实现了。或许，此后每年夜雨潇潇的时刻，子由都只能独自伤心。今生缘尽，苏轼希望把未了的因缘付诸来生，与亲爱的子由世世代代都做兄弟！

显而易见，这是一首绝命诗。苏轼在诗中表达了与苏辙之间浓厚的手足之情，并交代了后事，将一家十余口托付给苏辙。后来高太后读到此诗，泪如雨下。

其实，一切都是误会。送鱼的人不知情，送错饭菜了。那天苏迈因钱粮用尽，出城借贷，遂委托他人探监，但忘了叮嘱此人万不可送鱼。结果阴差阳错，让苏轼误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了。苏轼饱受精神上的煎熬，却写下了千古诗篇。

再说神宗，他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这时一个关键的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他向神宗呈了札子之后，朝廷百官便紧张地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毕竟神宗敬王安石如父执，他的意见对时局有很大的影响。

不久之后，札子的内容公开了。

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一锤定音。至此，神宗终于下定决心赦免苏轼。然而，几个月以来，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也想亲自验证苏轼是否真的怀有不臣之心。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鼾声如雷。”神宗高兴地对左右说道：“看来苏子瞻心中坦**，并未藏奸。”于是派人复审此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的“乌台诗案”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涉及此案的大小官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驸马王诜，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苏辙贬官筠州，为酒监；王巩被贬到岭南宾州；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陈襄、李常、黄庭坚等各罚铜二十斤。

从案发到结案，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小人则向隅而叹。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迭起，各色人等活跃。

元丰三年（1080）的正月新年，汴京城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鞭炮声响，苏轼在御史台士卒的监视下，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他的长子苏迈，徒步跟随。这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从小过着安逸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却突然成长起来。即使是苏轼，也对这个儿子赞赏有加。

然而，由于连累了许多朋友，苏轼自责不已，他在《出狱次前韵》中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尤其是贬官最远、责罚最重的王巩，苏轼每次念及，内心便哀叹不已。王巩出身富贵，乃名相王旦之孙，被贬官宾州期间，殇一子，自己又几乎病死。对此，苏轼愧疚不安，他先后写过许多书信给王巩。幸而王巩天性豁达，在宾州虽然生活艰苦，却能够养心怡情，自得其乐。因正直的品格，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王巩也为同代人以及后世之人所欣赏。

苏轼劫后余生，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考虑。他与弟弟同时贬官，两家都面临迁徙的动**，一家老小如何安排？苏轼作为犯官，来去没有自由，只能写信给弟弟，让他到陈州进行商量。陈州是去黄州的中途站，再加上文同去年在陈州病逝，后事尚未料理，因而陈州便成了苏轼必去之地。

苏轼到陈州后，多方借钱凑银，让文同的灵柩得以归四川老家。而苏辙到达后，兄弟二人匆匆议定家事，又只能匆匆分别。相聚时光短暂，苏轼去黄州前途未卜，苏辙很是担心兄长。见此情景，深处苦难的苏轼不肯沉溺于悲哀，反而安慰弟弟，黄州虽然偏僻，却也是安身立命之地。

就这样，得意时不忘朋友、倒霉时惦记亡友的苏轼，辞别文同家人，告别弟弟苏辙，继续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