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五年做了两任知州，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知州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高官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如果他动用一点儿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他天性自由放达，到四十多岁已是秉性难改。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未曾想到，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他虽多年远离京师，在外地任职，但朝廷有一帮嫉贤妒能的小人，一直在关注他，企图将他扳倒。
当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地回老家打发余年。王安石培养的变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之位，反口咬他。双方斗争激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被卷了进去，结果是两败俱伤：王安石死了儿子，吕惠卿被贬出京师。
熙宁初年的一群重臣为国家前途的原则之争，现在变成了利益之争。吕惠卿这种两面三刀之人，在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大部门。
宋神宗一直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一心想要清除小人。然而，坏人的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甚至有些小人在某些领域还是卓有成就的人才。大科学家沈括就是其中一位。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是科学巨著《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却被王安石一眼看透。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是告密的专家。当初沈括到杭州，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他回汴京仔细研究后，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面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还对神宗揭发道：“沈括是小人。”及至王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京城。
这件事在朝廷中的影响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但没往心里去。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重拾沈括的伎俩，再次向苏轼发难。
四个新进小人指李定、舒亶、张璪和何正臣。宋史，尤其是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李定曾因大逆不孝而臭名远扬，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苏轼也曾写诗抨击。舆论沸腾，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其中就包括苏轼。至于舒亶，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他学富五车，在礼部考试中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他们在暗中伺机而动，广泛地搜罗证据。
《湖州谢表》中有两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知州牧养一方（汉代的州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的官僚们生事扰民。
苏轼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却惹了大祸。四个小人开始利用这段话，陷害苏轼，围剿苏轼，而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也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信口开河，他还附上了当时沈括从杭州带来的诗集作为证据。
神宗正疑惑而犹豫不定时，舒亶紧跟着上奏折称：“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他选取了一组诗句，强行附会成“谤讪君上”，以激怒神宗。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则给了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李定等人听闻，喜不自胜，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连夜赶往湖州拿人。于是，皇甫遵携带密令，和他的儿子及两名御史台兵丁即刻出发了。
苏轼要被捉拿问罪，最先得到消息的是驸马王诜。他与苏轼多有诗文书画往来，感情深厚。听闻消息，他马上派人到苏辙的任地南都（今河南商丘），告知消息。一切都如晴天霹雳，苏辙震惊之下，急忙派人飞奔湖州，希望能让毫不知情的苏轼有个心理准备。
此时的苏轼，到湖州已两月有余。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务，如果阳光正好，便在官府后院晾晒亡友文同的书画。文同开创了“湖州竹派”，以墨竹称雄当世，深为苏轼、米芾、黄庭坚、司马光等人赞许。而苏轼画竹，据说得文同真传。他们惺惺相惜，互相品评书画，文同的画作甚至专门留下空白，等着苏轼题诗。然而，天妒英才，文同于去年不幸病故，苏轼为此三天三夜不能睡觉。在阴阳相隔的日子里，他只能黯然铺开文同的遗作，聊以缅怀……
苏轼沉浸在湖州政务和好友亡故的感伤之中，不知道惊天的阴谋正在向他铺展开来。幸好，因皇甫遵的儿子生病耽搁了半天的行程，苏辙派来的信使提前一步到达。然而，这争取来的短暂时光，苏轼也只来得及将州中事务移交给通判祖无颇，并无时间再详细打听事情的前因后果。
皇甫遵捉拿苏轼，先拿腔调。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总要借机耍耍威风。到达湖州府衙，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官服下面有物凸出，很像匕首。他身后的两个台卒则全副武装，目光凶狠。
面对此种场景，整个衙门的气氛都紧张起来。苏轼心里没底，颇为惶恐。他见皇甫遵不言不语，只好主动说道：“轼自来激恼朝廷甚多，今日前来，必定是赐死，死固不辞，只求能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冷冷地吐出一句：“还没有这么严重。”其态度倨傲，颇有一幅小人得志的嘴脸，仿佛自己做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功业。皇甫遵一生都为这件赴湖州捉拿苏轼的“美差”自鸣得意。事实上，他也的确“永载史册”了。宋代孔平仲的《谈苑》记载，皇甫遵“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这位妄自尊大的太常博士，还想继续耍威风，但在祖无颇的追问之下，他只能拿出诏令进行宣读。原来，只是普通的革职进京的公文。诏令宣读完毕，皇甫遵并不给苏轼与家人话别的时间，马上就将他五花大绑，押出门去。
苏轼的夫人王闰之闻讯，急忙追赶出去。苏家老幼也都紧随其后，泣不成声，希望跟随苏轼进京。不过，只有苏轼的长子苏迈获准同行。
几艘官船戒备森严，准备押送苏轼赴京。当时气氛颇为恐怖，湖州府衙的官吏中，只有通判祖无颇挺身而出，以及掌书记张师锡赶到城郊送别，其他官吏皆躲避不出。至于湖州百姓，则成群相送，面容悲戚。
苏轼在徐州时，曾收王适、王遹兄弟为学生。此二人一直跟随苏轼到湖州，苏轼此番遇难，他们亦不离不弃，在苏迈随行照顾苏轼之后，主动担起护送苏轼一家老小的责任。他们忙前跑后，帮助王闰之打点行装，然后谨遵苏轼嘱托，把苏家二十余口送往南都苏辙家里暂住。
即使这样，厄运依然继续降临。御史台缉拿苏轼后，竟然又下令全面搜查苏家。当时，苏轼家小已在前往南都的船上，但州郡官吏并不就此作罢，居然派大批人马连夜追赶，在宿州将苏家船只拦截下来。接着，大批兵丁上船搜查，翻箱倒柜，呵斥连连，动作极为粗野，“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
兵丁撤走后，王闰之又哭又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王闰之“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王闰之惊惧和愤怒之下，将家中残存的苏轼手稿，付之一炬。可惜王闰之的一把火，烧掉多少珍宝。兵丁已去，何必点火？王弗若在，岂有此举？王弗在闺中便能念书，又因跟随程夫人数年而颇识大体，当不会如此莽撞行事。
许多人猜测，苏轼当时余下的小部分文稿及书画，是他的侍女王朝云给藏起来了。此间她十七八岁，早已长成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她跟随苏轼已五年，在歌舞、诗文、书法等方面皆大有长进，与苏轼心意相通，郎情妾意。
然而，一切美好都被小人打破了。等待苏轼的将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