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通判杭州，既要题诗，又要问事，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那时，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对于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如何能不询问？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动情题诗，他还是苏轼吗？

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若要理解苏轼其人，理解他犹如巍巍昆仑般伟大的生命，这是关键之处。他入仕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国家做实事，为百姓谋生存，为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如果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在中国文化史上，从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屈原、陶渊明等，再到此时的苏轼，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呈现出清晰的“文化基因链”。在破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基因图谱上，其功之伟，何尝低于破解生理性的图谱？

苏轼坚持士人的理想，此时未曾动摇，一生更不曾改变。他到杭州任通判，并没有过上闲散官人的生活，依然心怀天下，为民操劳。

当时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给的模糊身份以掣肘知州。《水浒传》里有个黄通判就相当典型，将左右逢源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苏轼这个人，学弄权显然困难，当然他也不屑于弄权，而是尽量配合知州的安排。

杭州知州沈立，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苏轼和他分工明确，似乎没什么不愉快。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是有弹性的。像欧阳修知青州军事，便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在朝野享有盛名，神宗皇帝也敬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所以，欧阳修的“特立独行”，朝野无人敢制止。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杭州的知州，深受变法派的关注。同时，反对新法的大臣也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便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

苏轼时常巡视各县，频繁出入余杭、临安、富阳、新城、於潜等地，考察民情。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发现青苗贷款对农事并没有起到有效作用，于是慨然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是《山村五绝》组诗中的第四首，反映了新法在农村造成的巨大影响。

为了领取青苗贷款，山村里的农民只能拄着拐杖、带着干粮，长途跋涉，匆匆进城。然而，青苗贷款因为几经转手，到农民手中已然所剩无多。再加上古代的农民大多处于温饱线上，一旦手里有了钱，基本很难抵抗消费的**。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欲望盛，又不节制，在城里转眼就将青苗贷款挥霍一空。原本应该在农田里忙生产的农民，却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城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弄得田地荒芜，人也懒散了。长此以往，家境自然便日益贫寒，唯一的收获是孩子们跟着大人东奔西跑，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

苏轼观察细致，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看到了青苗法的漏洞。青苗法原是防止豪强地主在青黄不接之时向农民放高利贷，减轻农民的贷款负担。然而，广大农民用朝廷的青苗贷款，必须春借秋还，一旦遇上天灾人祸，颗粒无收，根本无力偿还官债。再加上地方官府私自提高利息，或者附加名目繁多的杂税，农民定然无法偿清。朝廷追债又紧，为了不被拘捕和关押，农民只好向豪强借高利贷，如此循环，最后弄得倾家**产。

北宋政府却没有看到百姓的苦难，为了增加税收，政府又实行盐法，将食盐列为国家专卖之物，由官府统一购买和销售，禁止民间私自生产、贩运。官盐由于所经环节极多，成本高，导致价格昂贵，贫苦百姓大多无力购买。而制盐的灶户在官府低价强买的高压之下，也苦不堪言。

江南作为产盐之地，百姓却几月不知盐味。苏轼写诗讽刺盐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江南百姓也是闻韶乐不知盐味吗？

面对朝廷的高压政策，强悍之人便冒着生命危险，贩运私盐。由于有利可图，大量走投无路的人加入进来了，有时整个村落的人都外出往返贩盐，民间甚至发展出多达百人的盐枭集团，他们携带刀剑，开启了武装贩运之路。

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很快就派专人督查浙东、浙西盐务，在两浙厉行盐法，查处私盐，重锤镇压。一时之间，因贩卖私盐而入狱的人不计其数。苏轼上书朝廷道：“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

苏轼心里非常同情贫苦百姓的遭遇，然而，他作为通判，却有审囚问犯的职责。每日听着犯人的声声号叫，签下心中不愿意却又不得不签署的判词，苏轼饱受折磨。甚至在除夕之夜，这种身心上的痛苦也未能停止。因为按衙门旧例，除夕也要清点犯人。阖家欢乐之夜，苏轼却高坐于堂上，目睹衣不蔽体的小民哀声遍地，可想他心中的酸楚。于是，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熙宁五年（1072），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在杭州的体验，印证了他在蜀地的生活印象：百姓安居乐业，当是国之重事。

苏轼通判杭州三年，虽有新法之苦，却不是愁眉苦脸过日子。此人先天快乐，后天也乐观；智慧生快乐，磨难也生快乐。如果要让他不快乐，除非阻断他的呼吸。在杭州，苏轼写了许多诗，并编成集子，刻印了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

苏轼对人完全没有城府，这一点是王弗生前最为担心的。在汴京和凤翔，她始终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然后私下提醒苏轼。而苏轼的继室王闰之，则不关心这些，只是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下之分。没有王弗在身边提点的苏轼，索性放开心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

不少人到杭州，都会来看望苏轼，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包括到两浙巡查农田水利的集贤校理沈括。

沈括是变法派的中坚力量，深受王安石器重。然而，真正让沈括在历史上留名的，却不是变法和政绩，而是他在科学方面的建树。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成就卓越。其代表作《梦溪笔谈》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也正是这位政治家兼科学家，把苏轼的集子带去京城。后来，这些集子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甚至差点儿断送了苏轼的性命。